C.哈曼：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Chris Harman：How Marxism Works

　　2005年底买到Chris Harman的小册子《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之后，先选译了两篇：《工人阶级》，《工人何以趋向革命》。我的感受是：虽然颇为简约，但写得不错，有启发作用。后来偶然碰到一位左派老外，我送了他一本工人诗歌纸刊。他很高兴看到其中刊载的这两篇译文，说他以前当工人的时候曾读过此书，获益不少。

　　书中的马列道理和知识，对多数左翼入门者来说可能并不陌生。写这样的小册子，似乎只是炒炒冷饭的勾当，学者不屑为之。但在劳工最无权利、最受压榨的本土，偏偏最缺乏这类有价值的、合适的通俗读物。一两年前，萌发了写作这类读物的打算，但心中没底，于是想到：不妨先把这本小册子译出来，做个参考。

　　与我国的教科书论述相比，本书的一个优点是针对性强。书中批判的许多观念，也已随复辟而泛滥。关于“劳动创造世界”、“阶级和国家的形成”、“剩余价值论”等内容，都是我们所熟悉的，但本书的论述角度仍值得借鉴（个人以为，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关系也应当简要谈及）。新的劳工启蒙读物同样要非常注意针对性、论述角度和语言。问题不仅在于“文笔要生动活泼”，而且，应当使工人感到所谈的内容切合自身的利益和经验。作者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论述也很灵活，并不以“五阶段”为框架，而是着重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本身，阶级斗争的成败决定了社会进步、停滞或倒退的观点——对处于“最后的斗争”前夜的我们来说，这也是值得不断提起注意的。

　　其它如《如何改造社会》、《革命社会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等章节，同样有助于带领读者从新的角度来理解基本的革命问题。尤其是关于工人革命政党的论述，跟传承自斯大林主义一脉的、充斥“党崇拜”和“为民作主”气味的论调全然不同。

　　不过，这本小册子看来是写给已有左翼倾向和斗争经验的群众看的，中国的劳工教育小册子还需要作者们自己来设计，需要不同层次、专题的系列读物，能够解释中国特定的社会现实，针对当前的种种意识形态发言，能够解答工人的诸般疑问，能够因应当前形势来总结工人抗争的经验和教训。

　　本书作者Chris Harman是《社会主义劳工报》主编，多年从事工运，也是英国社会主义劳工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中央委员会会员之一，观点属于托派。但他把苏联、东欧等“东方集团国家”定性为“国家资本主义”，这与托洛茨基的论断相左。

　　托洛茨基把斯大林为首的官僚层篡权后的苏联称为“堕落的工人国家”、“官僚变态的工人国家”，是一种不稳固的、“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间的一个矛盾的社会”，或者是工人阶级采取政治革命推翻官僚层，向社会主义前进，或者是官僚层复辟资本主义。因此，苏联社会的性质尚未为历史所决定，前途要取决于国内和国际的阶级斗争。他也批判了把苏联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含糊说法（见《被背叛的革命》第九章《苏联国内社会关系》）。

　　最早翻译《工人何以趋向革命》时，对其中一段便有疑惑：

　　“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曾经一而再地动摇了一个又一个国家：1871年的法国……1980年的波兰。”

　　这等于把1980年的波兰当作资本主义。后来译到第十三章《社会主义与战争》，其中说到：

　　“冷战是这一斗争的继续，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联合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和华沙条约（the Warsaw Pact）之中彼此对抗。”

　　在另一本著作《民族问题的重返》的第12章《民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当代理论》中，他把这些国家称为“由竞争性积累的动力所支配的社会——形同变种资本主义组织的国家”。

　　“竞争性积累的动力”诚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整个国家来说，这种动力的确存在于原“社会主义阵营”，也就是在经济上力求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这仍然不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就像这些国家无法取消价值规律，仍受其影响，但价值规律在这些社会中并不占支配地位。此外，工人与官僚层的关系，跟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与老板的关系也相当不同。

　　由于不曾读到作者详细发挥的论述，这里只能做这样的提醒和简要说明。

　　马克思不是试图描述社会弊病的第一人。在他写作的年代，工厂里的新发明正在生产出以往世代梦想不到的财富。看起来人类似乎第一次拥有了手段，能够抵御为患于以往时代的自然灾祸。

　　然而对多数人的生活来说，它没有带来进步。恰恰相反。为新机器所驾御的男人、女人和孩子，过着比他们在土地上劳作的祖父母们恶劣得多的生活。他们的工资几乎只够糊口；周期性的大量失业则把他们推到生存线以下。他们勉强挤在悲惨、肮脏的贫民窟，没有适当的卫生设施，极易为可怕的流行病所传染。

　　文明的发展没有带来普遍的幸福和更好的生活，而是引发了更大不幸。

　　不只是马克思，当时的其他一些大思想家也记述了这些——像英国诗人布莱克和雪莱，法国的傅立叶和普鲁东，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和费尔巴哈。

　　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把身处不幸的国家里的人类状况称为“异化”——你可能经常听到这个术语。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用这个术语表示男女逐渐了解到他们受控且受迫于他们以往的创造物。因此，费尔巴哈指出，人类发明了“上帝”的思想——并屈身在它之前，由于他们无法驾驭自己的创造物而更觉悲惨。社会越进步，人类就变得越悲惨，也就是“异化”。

　　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里采取了“异化”概念，来描述那些创造财富的人的生活：

　　“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及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①

　　在马克思的时代，对社会弊端的最流行的解释还是宗教性的。它宣称，社会的不幸缘于人类没有按上帝的吩咐去行动。只要我们都“抛弃罪恶”，所有的事情就会好转。

　　今天我们仍能听到类似观点，虽然通常并不诉诸宗教。比如这个主张：“要改变社会，你必须先改变你自己”。只要个体的男人和女人克服了“自私”或“物质主义”（materialism）（或有时“心理障碍（hangups）”），社会将自动地变好。

　　有一个与此相关的意见，声称不是要改变所有的个体，而是少数关键人物——社会上那些行使权力的人。也就是设法让富人和权势者“明白事理”。

　　罗伯特•欧文是最早持此思想的英国社会主义者之一。他从尝试劝说工厂主善待他们的工人开始。在今天的工党领导层包括其左翼当中，同样的思想仍占优势。你可以留意一下，他们是怎样老把雇主们的罪恶叫作“过失”，好像给点儿意见就能说服大企业放松对社会的钳制似的。

　　马克思把所有这些观点叫作“唯心主义”。这不是因为他反对人们拥有“意识”，而是因为：这些观点认为意识孤立地存在于人们的生活条件之外。

　　人们的意识跟他们得以生存的那种生活密切相关。举“自私”为例来说吧。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着自私自利——甚至在那些不断努力地把他人摆在第一位的人中间。一个工人如果尽力为他的孩子着想，或者想给领退休金的父母亲多奉献一点什么，他会发现自己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跟其他人斗争——取得一个更好的工作，加更多的班，力争上游以免遭到淘汰。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你无法通过改变个人的头脑来根除“自私”或“贪心”。

　　关于改造社会，甚至还有更可笑的说法，就是去改变“上层人物”的思想。假设你成功地说服一个大老板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继而停止剥削工人。那他就会在跟其他雇主的竞争中落败，并陷入破产。

　　甚至对那些统治社会的人来说，关键也不在于思想，而在于他们从中获得这些思想的社会结构。

　　可以换个角度来说。如果改变社会的是意识，那么意识又从何而来？我们活在某种社会之中。新闻舆论、电视、教育体系等等传播的意识是维护这种社会的。每个人又如何能够形成完全不同的意识呢？因为他们的日常经验跟我们社会的官方意识是相悖的。

　　比如，要解释为什么今天信奉宗教的人比100年前少很多，你不能只是说：因为无神论宣传很成功。你必须解释为什么人们会听从无神论，而在某种程度上，100年前他们却并不如此。

　　同样地，如果你要解释“伟人”的影响，你必须解释为什么其他人同意追随他们。比如，说拿破仑或列宁改变了历史，而不解释为什么千百万人愿意听从他们的建议来行动，这种说法就没有意义。他们毕竟不是群众催眠术士。是社会生活中的某些事物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们感到他们的建议看来是正确的。

　　只有当你理解了那些意识从何而来，以及为什么人们会接受它们，你才能理解意识如何改变历史。那意味着找到意识背后它们赖以发生的社会物质条件。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宣称：“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意识。”

① 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第二手稿》之《〔异化劳动〕〔XXII〕》

　　没有反抗，劳动者就几乎得不到他们的一切。古埃及和古罗马有过奴隶起义，中华帝国时代有过农民起义，在古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城市，有过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内战。

　　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在他的《共产党宣言》小册子里以这样的宣告开始：“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文明社会的成长取决于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因此也取决于他们之间的斗争。

　　不论埃及法老、罗马皇帝或中世纪君主多么强大，不论他们的生活多么奢侈，宫殿多么豪华，如果不能保证最贫穷的农民和奴隶种植出来的产品归他们所有，他们将一事无成。他们只能发展与阶级划分相伴生的其它手段——由他们自己以及拥护者掌握暴力工具。

　　在古代社会里并没有与多数人民相分离的军队、警察和政府机关。甚至五、六十年前，例如在非洲某些地方，仍能看到这样的社会。在我们社会里由政府执行的许多任务，仅仅非正式地由全体居民或代表会议来担任。

　　这种代表会议对被认为破坏了重要社会秩序的任何个人的行为做出裁决。惩罚也是由全体做出——比如强制驱逐犯罪者。所需的惩罚是经由每个人同意的，因而无需单独的警察机构。一旦发生战争，所有的年轻人都参加，临时选出首领，同样不需要任何单独的军事组织。

　　可是一旦社会由少数人掌握多数财富，保持“法律和秩序”以及组织作战的这些基本方式便告终止。任何代表会议，或召集武装的年轻人，都可能打破阶级界线。

　　特权集团要继续存在，只能着手把制订和实施惩罚、法律、组织军队和武器制造予以垄断。于是法官、警察和秘密警察、将军、官僚等集团与阶级分割共生。特权阶级所控制的所有这些集团都分享部份财富，作为维持秩序的报酬。

　　那些服役于“国家”的人被训练成能够毫不犹豫地顺从他们“上级”的秩序，并切断了与被剥削人民大众的所有正常的社会联系。国家作为杀人机器在特权阶级手中发展起来。它能成为一种高效的机器。

　　当然，操纵这个机器的将军常常会跟个别皇帝或国王闹翻，并努力追求他们自己的地位。统治阶级武装起一个他们常常无法控制的怪物。但由于保持杀人机器运转所需的财富来自对劳动群众的剥削，所以每一个这样的叛乱之后，社会仍以旧的阶级界线来延续。

　　纵贯整个历史，真正想改善社会的人们发现他们不只要反抗特权阶级，还要对付政府这个武装起来保卫其利益的机器。

　　统治阶级连同支持他们的牧师、将军、警察和法律制度之所以产生，起初是因为没有他们文明社会便不能发展。可一旦建立起统治，他们便热心于阻挠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他们的权力建筑在强制他人生产财富并将之据为己有的能力之上。他们对生产财富的新方法——即使是比旧的更有效率的方法——高度戒备，生怕控制权从他们手上溜走。

　　他们害怕会使被剥削群众发展起主动性和独立性的任何事物。他们也害怕有足够财富能购买武器武装自己的、新的特权集团。在一定限度内，他们有助于生产的发展，之后就变成了障碍。

　　例如，在中华帝国，统治阶级的权力建基于土地所有权和对灌溉防洪所必需的运河、水坝的管理。这种管理奠定了持续两千多年的文明社会的基础。但到了末期，生产不再比开始时期更进步——尽管中国艺术仍旧繁荣，发明了印刷术和火药，欧洲此时则滞留于黑暗的中世纪。

　　这是因为在城镇里，当新的生产方式通过商人和手工艺者的自发活动开始发展，统治阶级便害怕这种由一个新的社会集团主导的发展不能完全归自己掌控。于是帝国当局周期性地实施苛刻的措施来压制城镇经济的成长，导至生产下降，并摧毁了新社会阶级的力量。

　　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财富的方式——的成长与旧统治阶级的利益相抵触。斗争发展起来，其结局决定了社会的整个未来。

　　有时结局——就像在中国——是新的生产方式受到阻碍，社会在漫长的时期之内陷于或多或少的停滞状态。

　　有时，像在罗马帝国，新生产力之无力发展意味着最终在旧的统治基础上已不再能生产足够的财富来供养社会。文明崩溃了，城市遭到毁灭，人类回到未开化的农耕社会。

　　有时一个建基于新生产方式的新阶级能够组织起来，削弱并终于推翻旧统治阶级及其法律制度、军队、意识形态、宗教。社会于是能继续前进。

　　在每种情形中，社会前进还是倒退，取决于阶级之间战争的胜负。而在所有战争中，胜利都不是预先注定的，而是取决于相互敌对的阶级之组织、团结和领导。

　　资本主义一度看起来像个生机勃勃而进步的制度。在大部份人类历史中，多数男女的生活为辛劳和剥削所支配。产业资本主义于18和19世纪初露头角时，并没有改变这个现象。

　　但它看起来像是把劳作和剥削用到某些有益的目的上。大量财富曾经浪费于少数寄生贵族奢侈的生活，或者为死掉的君主修建豪华陵墓，或者用于徒劳无益的战争以使某王子能够统治某些鸟不拉屎的地方④。资本主义与此不同，它把财富用在增加创造更多财富的工具上。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是一个工业、城市、交通工具发展的时期，其规模是以前人类历史所梦想不到的。

　　也许今天看来很奇怪，像奥耳德姆（Oldham）、哈利法克斯（Halifax）和宾利（Bingley）这些地方，曾是奇迹之乡。人类从未见过那么多原材料——棉花和羊毛——被迅速制成衣服供给千百万人。这不是因为资本家有什么特别的美德。他们毋宁是些道德相当败坏的人，只沉迷于为自己聚敛财富，付给他们所使用的劳动力的报酬则尽可能地少。

　　早先的很多统治阶级在这方面也曾像他们那样，只是不兴建工厂而已。但资本家在两个重要方面有别于他们。

　　第一个方面我们曾经谈到：他们不拥有工人，而是按钟点为他们的工作才能即劳动能力付给报酬。他们使用的不是奴隶，而是工资奴隶。第二个方面，他们自己并不消费他们的工人所生产出来的商品。封建地主直接靠他的农奴生产出来的肉、面包、干酪和酒来养活。但资本家通过把工人生产出来的商品卖给别人为生。

　　这使单个资本家比起单个的奴隶主或封建主，较少随兴而为的自由。为了卖掉商品，资本家不得不尽可能便宜地生产它们。资本家拥有工厂，并在工厂里拥有全部权力。但他不能随心所欲地运用权力。他必须听命于跟其它工厂竞争的需要。

　　让我们回头谈谈我们所偏爱的资本家布朗宁•布朗先生。假定在他的工厂里生产一定数量的棉布衣服要花费工人10小时的时间，而其它工厂能够只花费工人5小时的时间生产出同样数量。布朗宁先生是不能按10小时工作时间来给商品定价的。既然到处有更便宜的衣服，头脑正常的人不会付给他这个价钱。

　　任何一个想靠做生意来生存的资本家必须保证他的工人工作得尽可能快些。但这还没完。他还必须保证他的工人能够操作最新的机器，这样他们每小时的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才能比别的资本家手下的工人多。资本家想在商业上立足，就必须保证拥有更大量的生产工具——或如马克思指出的——积累更多的资本！

　　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产生出一种权威——市场制度——把他们每个人紧紧抓在手里。它强迫他们一直加快工作进度，并投资于他们所能买得起的尽可能多的新机器。而只有把工人的工资尽其所能地压低，他们才能买得起新机器（当然，购买自己用的奢侈品是另一回事）。

　　马克思在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中写道：资本家就像一个守财奴，沉迷于获取越来越多的财富。但是：

　　在守财奴那里，①这表现为个人的狂热，在资本家那里，这却表现为社会机构的作用，而资本家不过是这个社会机构中的一个主动轮罢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

　　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②

　　进行生产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甚至资产阶级的人的需要——而是为了让某个资本家能在与其他资本家的竞争中活下来。不论受雇于哪个资本家，工人都会发现他们的生活受控于老板为比他们的对手积累得更快而带来的驱迫。

　　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指出的：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死劳动的一种手段……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③

　　资本家为了和他人竞争而积累，这个强制性的驱动力解释了这一制度早年突飞猛进的工业扩张。但也伴随着其它后果——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危机不是新的。它和这个制度本身一样陈旧。

注：

① 在守财奴那里（What in the miser），《资本论》中译本中是“在货币贮藏者那里”，但这里译为“财迷”或“守财奴”也许更确切。

② 这两段见《资本论》中译本第一卷第649页和第652页。

③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积累死劳动的一种手段……（In bourgeois society living labour is but a means to accumulate dead labour …）。与编译局的《共产党宣言》译本有异：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编译局的译本里没有“死（劳动）”。

④ 或者用于徒劳无益的战争以使某王子能够统治某些鸟不拉屎的地方（some God forsaken hole，直译“被神抛弃的洞穴”）。

　　一边是财富的积累，一边是贫困的积累。
　　
　　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趋势的总结。每个资本家都害怕所有其他人的竞争，所以他尽可能使他的雇员工作得努力些，给予的工资则尽可能低些。

　　这就造成了不均衡的结果：一边是生产资料的大量增长，另一边则是工资和受雇工人的数量增长有限。这就是马克思所强调的经济危机的基本原因。

　　要想清楚这个问题，最容易的办法就是问一问：谁来购买这些大量增长的商品？工人的低工资意味着他们买不起以自己的劳动制造的商品。资本家不会加工资，因为那将削减他的利润——这个制度的驱动力。

　　但如果公司制造的商品无法售出，它们就不得不关闭工厂，解雇工人。工资总额就更进一步下降，于是更多的公司卖不掉它们的商品。“生产过剩”危机便告来临，整个经济系统充斥着堆积的商品，人们却无力购买。

　　这是资本主义社会160年多来的周期性现象。

　　不过机敏的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士会很快指出：有个很容易的办法可以摆脱危机。需要的只是让资本家把他们的利润投资到新的工厂和设备中去。那就可以为工人提供工作，并因而能够购买未出售的商品。这就是说，只要有新的投资，生产出来的商品就能卖掉，该制度也能提供充份就业。

　　马克思没有傻到不承认这一点。确实，如我们所见，他很明白这个制度的至关重要之处，就是以竞争压力使资本家投资。但他问道：这是不是等于说资本家始终都会把利润用来投资？

　　资本家只有在保证能够得到“合理的”利润时才会投资。

　　如果他不认为会有这样的利润，他就不会冒险拿钱出来投资。他会把钱存进银行，留在那里。

　　资本家是否投资取决于他对经济形势的评估。如果情况看起来很好，资本家都会同时抢着投资，争先恐后寻找建筑工地，购买机器，找地方存放原材料，支付给熟练工人可能拿到的更高的报酬。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繁荣”。

　　但是争夺土地、原材料和熟练工人的狂热竞争，迫使它们的价格上涨。很快会走到这一步，有些公司发现它们的成本上升得那么高，以至利润消失了。

　　投资繁荣突然让路给“衰退”。没人想要新工厂——建筑工人被解雇。没人想要新机器——机器设备工业陷入危机。没人想要正在生产出来的所有钢铁——钢铁工业突然“开工不足”并变得“无利可图”。关厂和停工从一个行业波及另一个，摧毁了工作——也摧毁了工人购买其它行业产品的能力。

　　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这样一个周期性地为危机所困的历史，疯狂地解雇工人使之挨饿，将工厂空置，同时“没有人要的”商品库存则任其腐烂。

　　资本主义由于无计划而周期性地制造出这些生产过剩危机，所以根本没有办法阻止资本在投资领域蜂拥而入或纷纷撤出。

　　人们习惯于认为政府能予以阻止。通过干预经济，在私人投资降低时增加政府投资，当私人投资增长时削减政府投资，这样政府便能使生产保持平稳。但是今天，政府投资同样成了混乱的一部分。

　　以英国钢铁公司为例。多年前（1988年以前——吴注）公司还是国营的，钢铁工人被告知他们的工作正被淘汰，让位于计划生产更多更便宜的钢铁的大型现代化自动高炉。现在他们则被告知，有更多的工人将丢掉工作——因为英国不是唯一的搞这类大型投资计划的国家。法国、德国、美国、巴西、东欧，甚至南韩，全都在这么做。目前存在着世界性的钢铁过剩——一种生产过剩危机。政府投资被削减。

　　当然，钢铁工人腹背受敌。这是人类为大量财富的生产被一小撮只对利润感兴趣的特权集团所操纵的经济制度付出的代价。这跟特权小集团是否直接占有工业、或通过控制政府间接地控制工业没有关系（比如英国钢铁公司）。只要它们运用这种控制，为了享有最大利润而彼此竞争，工人就要受害。

　　这个制度最荒谬之处在于：“生产过剩的危机”根本不是生产过剩。例如，所有“多余的”钢铁，本有助于解决世界饥荒。全世界的农民不得不使用木梨耕种土地——钢铧可以增加粮食产量。但总之农民没钱，资本主义制度对无利可图的事则毫无兴趣。
　

危机为何趋向恶化

（Why crises tend to get worse）
　

　　危机不是按毫无变化的规则发生的。马克思预言：它们会日趋恶化。

　　即使投资按平均速度进行，没有突发或痉挛，也不能阻止滑向全面危机。因为资本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迫使他们投资于能够节省劳动力的设备。

　　今天的英国，几乎所有新的投资都预计要削减雇工数量。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当前英国工业产量超过十年前，工人却减少了。

　　只有通过“合理化生产”，通过“提高生产力”以及削减劳动力，资本家才能获取比别人更大的蛋糕份额。但结果对整个制度是破坏性的。因为这意味着工人总数不如投资增加的速度那么快。

　　然而工人的劳动是利润的源泉，是维持制度运行的燃料。如果你的投资越来越大，而利润的源泉却没有相应增长，你就会走向崩溃——就像你想要驾驶“美洲虎”（英、法合作研制的超音速攻击机），加油数量却只够微型汽车行驶一样。

　　这就是100多年前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越是成功地积累大量资本用于新增设备，越是导致“利润率趋于下降”，陷入不断加剧的危机。

　　他的观点可以非常简单地运用于当今资本主义。我们身处的不是从“不景气”转入“繁荣时期”，从衰退进入繁荣，而是无止境的衰退。任何好转时期，任何失业人数的减少，都是有限和短命的。

　　资本主义辩护士们说：这是因为投资不够高。没有新投资就没有新工作，没有新工作就没钱买新的商品。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同意他们——但我们不同意他们对为何发生危机的解释。

　　他们责怪工资。工资太高了，他们说，从而大大削减了利润。由于得不到“充份的回报”，资本家不敢投资。

　　但危机已长久持续了很多年。这期间，政府制订政策，削减了工人的生活水平，抬高利润。1975—1978年经历了本世纪以来对工人生活水平最大幅度的削减——最上层的10%人口得到更多的国家蛋糕份额，从1974年的57.8% 跃升至1976年的60%。

　　但仍没有足够的投资可以结束危机——不仅英国，而且其它削减工资的国家如法国、日本或德国也是如此。

　　与其听当今资本主义辩护士的辩词，我们不如听听马克思在100多年前怎么说。

　　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越到晚期，危机越是恶化，因为利润的源泉——劳动——不能以接近于投资的速度增长。马克思写作时，工厂和机器的价值相比于需要雇佣的每个工人还相当低。此后它一直上升，今天已达到20,000甚至30,000英磅①。资本家的公司之间的竞争迫使他们使用更大型更贵重的机器。情况已达到这样程度，在多数工业当中，新机器当然等于使用更少工人。

　　国际经济机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已经预言：世界经济大国的雇佣人数将会下降，即使有奇迹般的投资高涨。

　　因为资本家关心的是利润，如果投资增加四倍而利润只有两倍，那他们真是大为不安。而只要工业增长比利润的源泉——劳动——增长得快，这样的事就会发生。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利润率趋向下降。他预言会达到这样的程度：任何新的投资将会像冒险的投机。新工厂和机器所需的支出将很庞大，利润率却比以前低。当达到这种程度时，每个资本家（或资本主义国家）将会幻想大型的新投资计划，但害怕变成半途而废。

　　当今的世界经济酷似如此。罗孚公司设计新的生产线，却害怕亏钱。英国钢铁公司梦想计划好的大工厂，却不得不将之冻结，因为目前的产量它都卖不出。日本造船商放弃投资新工场，一些老工场还在关闭中呢。

　　资本主义非常成功地建造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生产性机器，却把这个制度带到了仿佛是永久危机的地步。

　　远古世界的奴隶社会曾走到这一步，中世纪的封建社会走到过这一步，要么以革命改造社会，要么陷入终将迈向倒退的持久危机。拿罗马来说，革命的缺席确乎导致了罗马文明的毁灭，倒退到黑暗的中世纪。再拿某些封建社会来说——比如英国，或更晚些的法国——革命摧毁了旧秩序，使得新的社会进步得以在资本主义之下进行。

　　现在，资本主义自身面临着两个选择：或者是永久的危机，这终将通过贫困和战争使人类倒退到野蛮境地，或者是社会主义革命。

① 今天已达到20,000甚至30,000英磅——指每个工人操作的（工厂和）机器设备的价值为2万、3万英磅。（——译者注）

　　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以这样的宣告开始：“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统治阶级强制被压迫阶级一直为它生产财富，这是个关键问题。为此，在以往的每个社会里，阶级之间曾经发生过巨大的斗争，并且经常陷入内战——古罗马的奴隶起义，中世纪欧洲的农民起义，17至18世纪的大规模内战与革命。

　　在所有这些大规模斗争中，反叛的群众来自社会最受压迫的部分。但是，如马克思紧接着补充的，到最后，他们所有努力的结果，只是以一个少数人的特权统治代替了另外一个。所以，例如在古代中国，有过多次胜利的农民起义——但他们总是以一个皇帝代替另外一个。同样地，在法国大革命中出力最多的是“无套裤汉”（bras nus）——巴黎最贫困的阶级，但最后取代国王和贵族统治的，不是他们，而是银行家和工业家。

　　底层阶级之所以失去对他们投身奋斗的革命的控制权，有两个主要原因。

　　首先，社会财富的一般水平还相当低。只因为大多数人民群众被保持在赤贫状态，所以仅有一小部分人有时间和闲暇发展艺术和科学来维持文化。换句话说，如果社会要发展，阶级的分工仍然必要。

　　其次，被压迫阶级的生活没有为他们管理社会提供准备。大体上他们没有文化，他们对自己所处地区之外的事物是什么样的只有很少概念，并且，总的来说，他们每天的生活把他们分割为彼此反对的个体。每个农民只关心他所耕种的一小块土地。城镇里的每个手工业者只经营他自己的小生意，并且进而与其他手工业者相互竞争，而不是联合。

　　农民暴动始于大批农民起而瓜分当地封建地主的土地，可是一旦地主被击败，他们就会落入为如何划分土地而彼此争吵。如马克思所评述的：农民就像“一个袋子里的马铃薯”；他们可以被某些外部力量团聚在一起，但不能建立永久的联合来代表他们自身的利益。

　　在现代资本主义之下创造财富的工人，有别于所有此前的低下层阶级。首先，阶级分工不再为人类进步所必需。那么多财富被创造出来，以至于资本主义社会自身要通过战争或经济危机周期性地大量予以毁灭。这些财富可以公平地加以分配，而且社会仍能够使科学和艺术等等得以茁壮发展。

　　其次，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活使工人有许多途径预备掌握社会。例如，资本主义需要熟练的和受过教育的工人。同样，资本主义迫使成千上万人进入大城市里的大型工作场所，他们在其中彼此密切联系，能够成为一个改变社会的强大力量。

　　在工厂之内，资本主义使工人在生产中彼此合作，当工人把自己组织成工会时，那些合作的技巧可以很容易地转而用于反对该制度。由于他们被集中在一起并有着大量的联系，因此要民主地管理这样的队伍，对工人来说，跟以往的被压迫阶级相比要容易得多。

　　再者，资本主义倾向于加速把那些自认为与普通工人相“隔离”的群体（像文员和技术员）转变成受薪劳动者，他们被迫像其他工人一样建立起工会之类的组织。

　　最后，交通通讯的发展——铁路，公路，空运，邮政系统，电话，广播和电视——使工人得以与他们所在地或所在工厂之外进行沟通。他们能够以国家和国际的规模，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这一点超出于以往被压迫阶级最狂热的梦想。

　　所有这些事实意味着工人阶级不仅能够成为反叛现存社会的力量，而且能够把自己组织起来，选举并控制它自己的代表，进而根据自身的利益来改造社会，而不是仅仅把另一个皇帝或一伙银行家摆上台。正如卡尔•马克思所言：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自觉的独立的运动。”

注：末一段所引《共产党宣言》的英文本，似与我手头的版本稍有出入：“All previous historical movements were movements of minorities in the interests of minorities. The proletarian movement is the self conscious independent movement of the immense majority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immense majority.” 《马恩选集》里的译文是：“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movements of minorities， or in the interest of minorities.）。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自觉的’。the self-conscious, independent movement）独立的运动。”

　　在英国，占压倒多数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会会员曾普遍认为：社会转变可以无需暴力革命。他们说，对社会主义者而言，需要的只是赢得足够的大众支持来获取对“传统的”政治机构——国会（议会）和地方议会——的控制权。执政的社会主义者便可运用现有的国家——行政、司法、警察、武装力量——来改造社会，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剥夺雇主阶级的权力。

　　它声称，以这种方式，社会主义能够通过改良现有架构逐步地引入，而无需暴力。

　　这种观点通常名叫“改良主义”，虽然有时你会听到它被称作“修正主义”（因为它醉心于全面修正马克思的思想）、“社会民主主义”（虽然直到1914年以前它意味着革命社会主义）或费边主义（因费边社长期以来在英国传播改良主义而得名）。工党的左右翼都接受这个观点。

　　初看上去，改良主义好像颇有道理。它跟我们在学校里、报纸和电视上被告知的那一套挺合拍：“议会管理国家”，“议会是依照人民的民主愿望选出的”。但不管怎样，每个想通过议会引进社会主义的企图都以失败告终。1945年到1979年间，有过三届工党占多数的内阁——1945年和1966年甚至占了大多数——但我们绝不比1945年的时候离社会主义更近一点。

　　国外的经验也一样。1970年在智利，社会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为总统。人们断言这是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新路”。三年后，那些曾被邀请加入政府的将军们推翻了阿连德，智利工人阶级的运动被摧毁。

　　改良主义注定了一再落败，有三个相关联的原因。

　　首先，在议会里占了多数的社会主义者“逐步地”引进社会主义措施，此时真正的经济权力却仍保持在旧统治阶级手中。他们可以运用经济权力让整片工厂停工，制造失业，通过投机和囤集迫使物价飞升，把钱汇到国外以制造“国际收支”恐慌，发动新闻战把过失全推到社会主义者的内阁头上。

　　威尔逊工党政府正是这样，由于面临着富人和有钱的公司大规模向海外转移资金，它不得不在1964年和1966年两次被迫终止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措施。威尔逊在自传中记述：

　　“现在我们已落到这个境地，新选出来的内阁被国际投机商警告说：我们的竞选政纲不得付诸实施……女王的首席大臣受邀为议会民主拉下了帷幕，他接受这样的教义：在英国选举只是个闹剧，英国人民不可以在各种政策之间挑挑拣拣。”

　　只需要补充一句：不管威尔逊怎么愤慨，接下来六年中他不折不扣地遵循投机商所要求的那种政策。

　　同样经预谋而制造的“国际收支”恐慌，迫使1974年当选的工党政府提出削减公共开支三套件，向医院、学校和社会福利开刀。

　　智利阿连德政府面对的是大企业一手发起的更大破坏。有两次，整片工厂都因“老板罢工”而关闭，投机者让物价放起了风筝，商人囤积货物，以致人们为了生活必需品排起长龙。

　　资本主义无法改良的第二个原因是，现存的国家机器并不是“中立的”，而是从头到底被设计来保护资本主义社会。

　　国家控制着几乎所有训练有素的武装力量工具，暴力工具。假如国家机构是中立的，不管哪个特定的——不论是资本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政府（内阁）要它做什么它就做什么，那么国家是可以用来阻止大企业对经济的破坏。可是看看国家机器运行的方式，以及真正发号施令的是谁，你会看到它并非中立。

　　国家机器并不只是政府（内阁）。它是个巨大的组织，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分枝——警察、军队、法院，行政机构，国营企业管理者，等等。就职于国家这些不同分枝的很多人来自工人阶级——他们和工人一样生活和领取薪酬。

　　但作决策的不是这些人。普通士兵不会决定要去哪里打仗，或要不要破坏罢工；社会保障事务所里的柜台职员不会决定要发放多少失业救济金。整个国家机器是以这样的原则构筑的：下级服从上级。

　　在国家机构各部份中，最完美的例子就是训练武装力量——陆、海、空军和警察。士兵们参军时，早在被允许接触武器以前，他们被教导的第一件事就是服从命令，不管他们个人对该体制有何意见。他们被教导去做可笑的操练，也是出于这个道理。如果在阅兵场上他们能不假思索地服从疯狂的命令，估计在接到射击命令时他们同样能不假思索地那么做。

　　在任何军队里，最可恨的罪行就是拒绝服从命令——兵变。这个罪过被视为如此严重，以至在英国，战争期间发生兵变仍要处以死刑。下达命令的又是谁呢？

　　如果你留意到英国军队指挥系统（别的军队也没有不同）的传达方式：将军—少将—上校—中尉—军士—士兵。指挥系统里的任何环节都不是民选代表——议员（MPs）或地方议员——可以觊觎的。如果一群士兵服从议员而非军官，那是当作兵变一样看待的。

　　军队是个庞大的杀人机器。掌管它的人——以及有权把别的士兵提拔到发号施令的位置上的人——是将军。

　　当然，理论上将军对当选的政府负责。但士兵被训练去服从将军而非政治家。假如将军发布给士兵的命令不合当选政府（内阁）的意愿，政府无法取消这些命令。它只能设法说服将军改变主意，假如政府知道这类命令已发出的话——因为军务总是机密的，将军很容易向他们所不喜欢的政府隐瞒自己干了什么事。

　　这不是说将军始终不理，或通常不理政府的意见。在英国，他们通常会发现，要附和政府的大部分建议不难办到。但在生死关头，将军能够开动他们的杀人机器，根本不听政府，政府则拿它没办法。阿连德被推翻时，智利的将军们最后就是这么做的。

　　因此“谁掌管军队？”的问题很明白，那么“将军是些什么人呢？”在英国，大概有80%的高级军官就读过付费的“公立”学校——跟50年前的比例一样（工党政府17年的当权并没有改变这种情形）。他们跟大公司的所有者关系密切，出入于同样的豪华夜总会，混迹于同样的社交集会，分享同样的观点（如果你怀疑这点，就看看随便哪份《每日电讯》的文学专栏吧）。行政长官、法官和警察局长也一样。

　　你以为仅仅因为有330人进入了国会下议院大厅，这些人就会遵从政府的命令，剥夺大公司里他们的亲戚朋友的经济权力？难道他们不是更像会效仿智利的将军、法官和高级公务员——这些人在三年里一直破坏政府的秩序，接着在时机成熟时便推翻了它？

　　实际上英国特定的“宪法”意味着那些掌握国家机器的人能够阻挠当选的左翼政府的意愿，而无需从物质上推翻它。如果这样的政府当选，它将面临雇主阶级大规模的经济怠工（关闭工厂，向海外转移钱财，囤集必需品，通货膨胀物价攀升）。如果政府企图运用“宪法手段”即立法来对付这种破坏，它会发现自己束手束脚。

　　上议院一定拒不批准这些法律——最少搁置九个月。法律如被通过，法官将进行“释法”以缩减它的效力。行政长官、将军和警察局长将以法院和上议院的决定来证明自己不愿执行部长的指令是正当的。所有这些压力——政府行为“非法”和“违宪”的尖叫——将使他们倒退。那时将军们将利用这类语言，着手推翻一个合法的政府。

　　政府将无力对付经济混乱——除非它违反宪法来行动，号召行政机关的普通成员、警察和士兵反对他们的上级。

　　为免任何人把这些话当成白日梦狂想，这里补充说说：英国近代史上至少有两次，将军们曾经对不合他们意愿的政府决策加以破坏。

　　1912年，国会下议院通过一个法案，准备以“地方自治”议会管理一个统一的爱尔兰。保守党领袖伯纳德•劳立即公开谴责这个（自由主义的！）政府是个非法“小集团”，“出卖宪法”。上议院自然尽其所能地搁置了这一法律（达两年之久，接着），保守党大臣爱德华•卡森在北爱尔兰组织了一个准军事力量对抗这个法律。

　　当那些在爱尔兰掌握着英国军队的将军受命调动军队北上对付这些武装力量时，他们予以拒绝并威胁要辞职。正因为这一举动——通常被叫作“（爱尔兰）沼泽兵变”——1914年爱尔兰南部和北部无法形成一个单一议会，国家至今仍然分裂。

　　1974年发生了1912年事件的小规模重演。反对北爱尔兰自治区独立的右翼宗派份子组织了一场全面罢工，设置路障阻止人们上工，以反对强迫承认一个北爱尔兰的新教—天主教联合政府。英国大臣号召英国军队和北爱尔兰警察（皇家阿尔斯特警队）去拆除路障，结束罢工。高级军官和警队司令官则告诉政府说此举失策，士兵或警察都不会调去对抗反对独立者。新教—天主教联合政府被迫辞职，军官的意见证明比英国政府的意见强有力得多。

　　如果说在1914年和1917年走中间道路的政府试图通过温和的措施，却发生了那样的事，那么想像一下假如选出一个激进社会主义者的政府，将会发生什么。任何占据了议会多数的、严肃的改良主义者都很快要被迫做出选择：要么放弃改革以讨好国内有产者和身居要职者，或者准备竭尽全力的斗争，这将不可避免要运用某种程度的武力，以反抗控制着那些位置的人。

　　改良主义之为死路的第三个原因在于，议会“民主”包含有内设机制，用以防止任何表现出革命性的运动得以通过。

　　有些改良主义者争论说：要挑战在国家机器中身居要职者的权力，对左翼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在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这种论调错在——议会总是低估大众的革命意识水平。

　　只有当人民大众开始在实践中通过斗争改造社会，他们才会相信自己能够管理社会。当千百万人占领工厂，或参加总罢工，革命社会主义思想才会突然显得很现实。

　　但这种水平的斗争要能够确定地维持下来，除非是旧统治阶级的权力被根除。如果它继续存在，那么到占领或罢工浪潮消退之后，它就会动用其控制的军队警察来破坏斗争。

　　而一旦罢工或占领开始动摇，工人的团结和信心就开始衰退。消沉和苦难开始了。甚至最先进的部份也开始感到改变社会只是一个疯狂的梦想。

　　这就是为什么雇主们总是喜欢选择这样的时机举行罢工投票——工人呆在家里，从电视和报纸当中接受观念，而不是在群众大会上团结起来并能够听到其他工人辩论的时候。

　　这也是为什么反工会的法律几乎总是包含着一个强制条款：工人在无记名投票期间要放弃罢工。这样的条款被名符其实地称为“冷却”期——企图给工人的团结和信心泼上冷水。

　　议会选举制度内设了无记名投票和冷却期。比如，要是政府屈服于群众罢工，它可能说：“好吧，等三个星期，来一场普选可以民主地解决问题。”它希望在此期间罢工会被放弃。工人的信心和团结也随之消褪。雇主则有充分理由可以把好战份子列入黑名单。资产阶级的印刷品和电视可以再次开始正常地履行职能，鼓噪本国现政府的观点。警察则可以逮捕“煽动份子”。

　　当最后举行选举时，投票将不再反映工人斗争的高峰状态，而是罢工后低潮时的状态。

　　在1968年的法国，戴高乐将军的政府正是这样利用选举的。改良主义的工人政党和工会通知工人结束罢工，戴高乐则赢得了选举。

　　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面对1974年成功的矿工大罢工时，试图设下同样的骗局。但那时矿工们并不听命。他们坚持罢工——希思落选。

　　在阶级斗争中，如果工人等待选举来决定关键问题，他们将永远达不到高峰。

　

　　马克思的小册子《法兰西内战》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勾勒了一个社会主义如何取胜的迥然不同的观点。它们都不是无中生有得出的：两者都是在观察了投身战斗的工人阶级之后发展起来的——马克思考察了巴黎公社，列宁则了解了1905年和1917年的“苏维埃”（工人委员会）。

　　但马克思和列宁坚称：工人阶级除非首先打碎建立在官僚行政管理系统上的旧国家，继而创立一个建筑在全新原则之上的新国家，否则无法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列宁强调这个国家必须是“一个公社国家，不是国家的国家”，跟旧的国家完全不同。

　　马克思和列宁说道：假如工人要对旧统治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残余实施专政，一个新的国家就是必要的。此所以他们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必须规定社会如何管理。它也不能不反抗来自世界其它地方的统治阶级的攻击以捍卫革命。要履行这两项职责，它就必须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诸如警察、法庭，甚至监狱之类的机构。

　　但如果这个新的军队、警察和法律系统是由工人控制，不与他们的利益相悖，它就必须建立在跟资产阶级国家完全不同的原则之上。它必须是作为多数的工人阶级对社会其余部份实行统治的工具，而不是用来对付工人阶级多数的专政。

　　主要的区别就是这些。

　　资产阶级国家为社会一小撮的利益服务。工人国家必须服务于压倒性多数人的利益。资产阶级国家的武力由少数雇佣杀手来训练，跟社会其余部份相隔绝，并被训练去服从上级军官。但在工人国家里，武力将只供大多数人用于自卫，防范旧特权阶级残余的反社会行动。

　　工人国家的士兵和警察可以由普通工人担任，他们与工人伙伴们自由相处，享有同样的观点并过着同样的生活。当然，要确保士兵和警察不会发展到脱离工人大众，“士兵”和“警察”就要由普通工厂和办公室的工人轮流担任，按同样的制度值班，担负职责。

　　武装力量和警察不再由一小撮军官来管理，他们将直接由工人大众当中选出的代表来管理。

　　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代表通过法律，但只能将它留给全职的官僚、警察局长和法官去执行。这意味着议员们总能找到大把藉口来给自己开脱。工人国家里的工人代表必须了解他们的法律付诸实施的情况。他们——不是高层官僚精英——必须向行政机关、军队等机构中的工人解释事情要怎么做。

　　当选的工人代表还必须在法庭上解释法律。

　　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代表以其高薪与选民们相隔绝。在工人国家里，代表的报酬不得高于工人的平均工资。那些在重要岗位上执行工人代表的决策的全职人员也是如此（等同于今天的公务员）。

　　工人代表以及所有执行工人决策的人，将不再像议员那样能在五年内免于撤职（或像某些高级公务员那样终身任职）。他们将至少要每年选举一次，如果选民认为他不能贯彻他们的意愿，可随时将之撤换。

　　议员的选民是居住在一定区域内的全体人民——上层阶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贫民窟的房东及房客、股票经纪人和劳动者。在工人国家里，选举权只限于劳动者，只有在对相关问题进行公开辩论后才进行投票。这样，工人国家的核心将是工人委员会，建立在工厂、矿山、船坞、大机关，以及像家庭主妇、领取退休金的人、在校学生之类团体的基础上，学生将拥有自己的代表。

　　通过这种方式，工人阶级的每一部份都将有自己的代表，能够直接判断他或她是否遵从他们的利益。通过这些方式，新的国家无法形成一个脱离和违背多数工人阶级的、像在自称为“共产主义”的东方集团国家（Eastern Bloc countries）①里的那种势力。

　　同时，工人委员会制度提供了一个工具，让工人能够利用它，依照民主决定的国家计划来协同管理工厂，而非彼此竞争。很容易就能看出，现代的电脑技术将使全体工人能够得到向社会公开的、有关经济选择的大量信息，并且命令他们的代表选择多数工人所认为的一套最佳方案——例如，是把资源花在协和式飞机②上，还是花在便宜而可靠的公共交通体系上，是制造核弹还是人造肾脏，等等。

① 东方集团国家：指先前由亚洲以及特别是东欧几国组成的“共产主义集团国家”。

② 协和式飞机（Concorde），英法合造的超音速客机，时速可达2160公里以上。

　

　　由于国家权力不再脱离多数工人，它的强制性要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少得多。当旧社会的残余随着革命的胜利而放弃了反抗，当外国统治阶级被根除，强制的必要性就不断减少，直到最后工人无需再从工作中抽出部份时间来充当“警察”和“军队”。

　　这就是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国家将会消亡的意思。国家不再是对抗人民的强制力量，而变成了只是负责决定如何生产和分配产品的工人委员会机构。

　　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之间的斗争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时，曾产生过各种形式的工人委员会。俄国人曾经用“苏维埃”这个词来称呼1905年1917年的工人委员会。

　　1918年，德国的工人委员会曾在短时期内成为国家的唯一权力。在1936年的西班牙，各种各样的工人政党和工会团结在“民兵委员会”之下，这是一个管理地方的、非常近似工人委员会的机构。1956年，匈牙利工人在反抗苏联军队时，选出了委员会管理工厂和地区。1972—73年，智利工人开始设立一种名为“警戒线”（cordones）的、用来联络各大工厂的工人委员会。

　　工人委员会是作为一个工人团体诞生的，用来协调他们的反资本主义斗争。它可以先从一定的职能开始，诸如筹集罢工基金，但由于这些团体建基于工人直选，有随时可撤换的工人代表，它们能够在斗争的最高峰协调整个工人阶级的努力。它们能够奠定下工人权力的基础。

说明：文中的“政府”(government)在英文或英国还有“内阁”的意思。译文中“政府”和“内阁”可换用，指的是“当选的政府（或内阁）”。

　　在本世纪，大部分英国工人曾经指望工党和改良主义者去改造社会。较小部分人曾经支持托利党的反动观点。革命社会主义的支持者通常只占人口的少数。

　　工人对革命社会主义的冷淡几乎不令人吃惊。我们都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接受教育，想当然地认为每个人都是自私的，人们不停地被报纸和电视教导说，在工厂和国家里只有一伙特权的少数有能力做出关键决定，工人群众从他们进学校的第一天起就被教育去遵守“年长者与优越者”订下的规矩。

　　正如马克思揭示的，“居统治地位的意识乃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大多数工人接受了它们。

　　但尽管如此，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曾经一而再地动摇了一个又一个国家：1871年的法国，1917年的俄国，1919年的德国和匈牙利，1920年的意大利，1936年的西班牙和法国，1956年的匈牙利，1968年的法国，1972～73年的智利，1975年的葡萄牙，1979年的伊朗，1980年的波兰。

　　对这些巨变的解释，要在资本主义自身的本质中去寻找。资本主义是个易于产生危机的体制。长远来看它无法提供充分就业，它无法为全体人民提供繁荣，它无法在今天保护我们的生活水平，以防明天它将制造的危机。但在资本主义的繁荣期，工人倾向于接受这一切。

　　所以，例如，在1950～1960年代早期，英国工人倾向于期望永久的充分就业，一个“福利国家”，以及教育，而不是生活水平的真正提高。相比之下，在最近25年中，历届政府承认失业人数超过了四百万，拆解福利国家，并一次一次企图削减生活水平。

　　因为我们被洗脑，而接受了很多资本主义观念。我们接受了其中的一些攻击。但是不可避免地到了这样一步，工人发现他们再不能忍受了。突然，通常没人预料得到，他们的怒火突然点燃了，他们采取了一些行动来反对雇主或政府。也许他们上演一场罢工，或者组织示威抗议。

　　当这类事情发生，不论他们喜不喜欢，工人们开始做出一些事情来对抗他们以往接受的全部资本主义观念。他们开始同他人密切团结，作为一个阶级起来行动，反对那些资产阶级代理人。

　　他们通常拒不沾手的革命社会主义观念，现在开始融入他们的行动之中。至少部分工人开始严肃地采纳这些观念——提供这些观念是容易的。

　　这种情形发生的规模，依斗争的规模而定，而不是首先靠着工人头脑中的意识。资本主义迫使他们投入斗争，即使他们是从资本主义以前的观念开始的。斗争接下来将令他们质疑这些观念。

　　资本主义的权力存在于两个领域——对生产手段的控制和对国家的控制。当斗争超出暂时的经济利益，一场真正的革命运动将在大多数的工人之中展开，导致他们与资本主义统治的两个领域发生冲突。

　　以那些在同一家工厂受雇多年的工人为例。他们整个的日常生活方式依赖于他们在那里的工作。有一天雇主宣布他要关厂。甚至劳动大军里的托利党的支持者也会惊慌，并且想要做些什么。在绝望中他们决定占领工厂——夺取雇主对生产手段的控制权，这是资本主义教给他们的，能够使他们保持生活方式的唯一办法。

　　他们会很快发现自己同时在反对国家，当雇主报警，以夺回对“他的”财产的控制。如果他们还有什么机会保住工作，工人们现在必须同时对抗警察，国家机器，就如同对付雇主。

　　这样，资本主义自身创造了阶级斗争的这一条件，使工人的头脑达到这样的意识，恰恰与该制度曾经教给他们的那些意识相敌对。这解释了为何资本主义的历史记录了千百万工人革命情绪周期性的高涨，即便在大多数时候，大多数工人接受了这个制度灌输给他们的意识。

　　最后一点。令许多工人在情感上转而支持革命意识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意识到他们的任何私下行动都是毫无价值的，因为其他工人永远不会支持他。当他们发现其他工人都在行动，他们就突然摆脱了自己的冷漠。同样，那些感到自己根本没有能力管理社会的人们，比如工人，在投身于反对现存社会的大规模斗争中，发现他们正在接管社会的许多管理工作，他们突然以别的方式学会了它。

　　这是因为，革命运动一旦开始，就会以令人惊异的速度滚雪球般推进。

　　资本主义的发展自身会促使工人反抗该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前提。

　　当这类反抗爆发，不论是群众示威，武装起义甚或一次大罢工，工人阶级意识的转变将是惊人的。工人的全部精力，以往浪费在从赌马到看电视等种种消遣上，现在突然贯注到努力解决如何改变社会的问题上。成千上万人致力于这些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带有令人惊异的独创性，这常常使原有的革命者（一如统治阶级）被形势的变化弄得不知所措。

　　例如，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从印刷工人罢工期间建立的罢工委员会中，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工人组织的形式——苏维埃（工人委员会）。起先布尔什维克党——最富战斗性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对苏维埃表现出不信任：他们不相信原先非政治化的大批工人有可能创造出一种真正革命的工具。

　　这类经验也可在很多罢工中发现：完全出乎原有的战士们意料之外，那些长久以来漠视他们意见的工人们，突然开始自己组织起富于战斗性的行动。

　　自发性是基础。但基于自发性得出的结论——像无政府主义者或有无政府主义倾向者所做的——则是错误的：即无需建立革命政党。

　　在革命形势下，千千万万工人极为迅速地转变了观念。但他们并不是全都立刻转变他们的观念。在每一场罢工、每一起示威、每一次武装起义当中，总是有不断的争论。少数工人会理解到，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对工人阶级掌管社会而言，乃是一个前奏。另一些人将根本反对采取任何行动，因为那会扰乱“事情的自然秩序”。还有大量群众会置身两者之间，先是被某一套论点所吸引，继而又注意其它的意见。

　　在天平的那一边，当前的统治阶级将通过报纸宣传机器施加全部压力，公开抨击工人的行动。它还将调动警察、军队或右翼组织等力量来破坏罢工。

　　而在工人的意见这一方，必须有能够汲取过往阶级斗争教训的社会主义组织，把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加在天平这端。必须有一个社会主义组织能够把有关工人斗争的丰富的认识连结起来，令他们可以采取一致的行动去改造社会。

　　这种革命社会主义政党在斗争开始以前就需要存在。因为这样的组织不会自发地产生。党建基于社会主义观念和阶级斗争经验的持续不断的相互影响——因为仅仅理解社会是不够的：只有在罢工、示威、运动中，通过将这些观念运用于日复一日的阶级斗争，工人才能意识到他们改造事物的力量，并获得行动的信心。

　　在某些场合，社会主义政党的介入会是决定性的，能够使天平转到变革的方向，朝向工人-权力的革命性的转移，朝向社会主义社会。
　

　　革命社会主义的政党必需是民主的。为了胜任它的角色，党必须与阶级斗争持续接触，也就是与它在工作场所（斗争发生的地方）的成员和支持者保持接触。它必需是民主的，因为其领导层应当始终反映斗争的集体经验。

　　同时，民主也不只是选举制度，还是党内持续不断的辩论，是党所立足的社会主义观点和阶级斗争经验的持续的相互影响。

　　但是革命社会主义政党还必须是集中的——因为它是一个积极行动的党，而非辩论的团体。它需要有能力共同介入阶级斗争，并迅速地做出反应，因此它必须有一个领袖，能够以党的名义做出日常的决定。

　　举例来说，如果政府下令逮捕罢工纠察队员，党就需要立刻做出反应，而无需事先召集会议进行民主决定。因此该决定由中央做出，并付诸实行。民主只能在事后进行，也就是在党深入讨论该决定是否正确时——假如它与斗争的需要相脱节，也许党领导要撤换。

　　革命社会主义的政党需要在民主和集中之间保持良好和微妙的平衡。其关键在于，党不是为自身而存在，而仅仅是为社会主义运动带来革命性变化的工具——这只能通过阶级斗争。

　　所以党必须不断使自身适应于斗争。当斗争处于低潮，极少工人相信革命性变革的可能，党势必是弱小的——必须安于这种状况，因为冲谈自己的政治观点以增加成员是毫无意义的。可是在斗争兴起时，大量工人会很快改变他们的观念，通过斗争觉悟到他们改造事物的力量——而党必须能够敞开它的大门，否则它将被撇在局势之外。

　　党不能代替工人阶级。它必须成为阶级斗争的一部份，不断设法联合最大多数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为斗争提供一个领导层。党也不能对阶级发号施令。它不能简单地把自己宣布为领导，而必须赢得这个位置，在实践中——从一场小罢工到革命本身的所有事件中——检验社会主义观念的正确性。

　　有人把革命社会主义政党视为社会主义的先驱。这是完全错误的。社会主义只能在工人阶级自身接管了生产财富的工具并用以改造社会之后，才能来到。

　　你不能够在资本主义的汪洋中建立一座社会主义孤岛。由社会主义者的小团体把自己隔绝起来，按照社会主义观念来生活，这样的企图长期来说总是悲惨地陷于失败——从一开始，经济和意识形态压力就始终存在着。而在把自己隔绝于资本主义之后，这些小团体也自绝于唯一能带来社会主义的力量：工人阶级。

　　当然，社会主义者每天同资本主义带来的可耻后果相对抗——反对种族主义，反对性别歧视，反对剥削，反对野蛮行为。但我们只能以工人阶级的力量作为行动的基础。

　　纵观资本主义的历史，雇主阶级始终在寻求额外的财富源泉——掠夺其它国家生产的财富。

　　最初形态的资本主义兴起于中世纪末期，与此相伴的，是西方庞大的殖民帝国的掠夺——西班牙帝国和葡萄牙帝国，荷兰帝国和法兰西帝国，当然，还有英帝国。财富被汲取到西欧统治阶级手中，而在被名为“第三世界”（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的其它地区，整个社会遭到了破坏。

　　因此，16世纪哥伦布之“发现”美洲，使得大量黄金流入欧洲。硬币的另一面则是：整个社会的毁灭和对他人的奴役。例如在哥伦布最早设立了殖民地的海地，整整两代的土著Harawak印第安人（可能总共有50万人）被灭绝。在墨西哥，印第安人口从1520年的两千万锐减至1607年的两百万。

　　西印度群岛的印第安人口以及大陆的部份人口，被代之以从非洲捕获的奴隶，他们在恶劣的条件下从大西洋彼岸运来。估计有1,500万奴隶在横越大西洋之后幸存下来，约有900万人死在途中。大约一半的奴隶是用英国的船只运送的——英国资本主义工业最早得以扩张，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奴隶贸易带来的财富，为工业资本提供了本钱。就像老话说的：“布里斯托尔（Bristol）①的墙是用黑人的血凝结而成的”——这对别的许多港口也适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欧洲的工资劳动者那里隐蔽的奴隶制，要求以新大陆完全的奴隶制为基础。”

　　奴隶贸易由纯粹的抢劫来补充——正如英国征服印度的时期。孟加拉当时是如此发达，以致最早到访的英国人为城市之富丽堂皇所震惊。但孟加拉的财富没能保持多久。如麦考莱勋爵（Lord Macaulay）在他的征服者传记《克莱夫》（Clive）中所写：

　　 “大量人口被当作牺牲品丢弃了。巨额财富就这么飞快地在加尔各答积累起来，同时三千万人陷入极度的贫困。他们被迫驯服于暴政之下，而且是前所未有的暴政。”

　　从此以后，孟加拉不再以其财富而闻名，而是以其折磨人的贫困，每过几年就有几百万人在饥荒中饿毙，这贫困一直持续到了今天。相比之下，在1760年代，那时英国的资本输入总额仅为6百万磅至7百万磅，每年输往英国的财富则达到2百万磅之多。

　　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英国最早的殖民地——爱尔兰。在1840年代后期的大饥荒时期，爱尔兰人口因饿死和迁徙而减半。足以供应饥饿的人口而有余的小麦却被当作地租，从爱尔兰乡下运给英国的地主。

　　今天，通常把世界划分为“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这种印象源于“不发达”国家已沿着跟“发达”国家同样的方向发展了数百年，但速度却慢得多。

　　但事实上，西方国家得以“发展”的原因之一正在于其它地区的财富被掠夺，引致倒退。群众比300年前更加贫穷。

　　正如迈克尔•巴拉特•布朗（Michael Barratt Brown）所指出的：

　　“不只是印度，包括中国、拉美和非洲在内的现有不发达地区，它们的人均财富在17世纪时比欧洲要多，在西欧崛起之后，都减低了。”

　　帝国的控制权使英国能够作为世界第一工业国而发展。它控制了三个之一个世界，它所处的地位阻碍了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从中获取原材料、市场和有利可图的投资区域。

　　当德国、日本和美国等新的工业国成长起来，它们便为自己争取优势。它们建立起彼此竞争的帝国或“势力范围”。面临经济危机时，每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设法通过吞并其竞争对手的势力范围来解决自身的问题，从而导致世界大战。

　　这反过来引起了资本主义内部结构的巨大变迁。作为发动战争的工具，国家变得更为重要。它的运作方式越来越接近于大公司，部署国外的工业竞争和战争。资本主义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的发展意味着资本主义不只是剥削国内工人阶级；它们还对其它国家实施武装控制，剥削它们的人民。对殖民地国家的大多数被压迫阶级来说，这等于既被外来的帝国主义者剥削，又被本土统治阶级所剥削。他们遭受着双重剥削。

　　但殖民地国家的部分统治阶级也受到损害。他们看到自己剥削本土人民的许多机会被帝国主义者窃取了。同样，殖民地那些希望本土经营的工业能够迅速发展以便能提供较好职业机会的中产阶级，也受到了损害。

　　在过去的60年里，殖民地和前殖民地的各阶级纷纷起而反抗帝国主义的影响。这些兴起的运动企图统一全体人民，对抗外来的帝国主义统治。它们的要求包括：

　　• 驱逐外来帝国主义军队。
　　• 结束不同帝国主义国家的瓜分，在单一的国家政府之下实现国家领土的统一。
　　• 反对外来统治者强加的各种语言，在日常生活中重建单一的新语言。
　　• 用国家生产的财富来扩张本土工业，实现国家的“发展”和“现代化”。

　　中国（1912年，1923—1927年以及1945—1949年），伊朗（1905—1912年，1917年—1921年以及1941—1953年），土耳其（一战以后），西印度群岛（1920年代以后），印度（1920—1948年）非洲（1945年之后）和越南（直到美国于1975年被打败为止），这些国家中此起彼伏的革命浪潮都提出了上述要求。

　　这些运动往往由本土上层阶级或中产阶级部份来领导，但这意味着先进国家的统治阶级还要面对一个额外的对手，即本国的工人阶级。而所谓第三世界的民族运动在向帝国主义国家挑战的同时，也要对抗它们自己的工人阶级。

　　对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运动来说，这一点极为重要。它意味着，在对抗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它有第三世界解放运动作为同盟者。例如，当南美解放军致力于接管壳牌公司（Shell）所拥有的财产，他们就是英国壳牌公司（Shell）工人的一个同盟者。如果壳牌公司（Shell）能够阻止第三世界的解放运动达到目的，它就能够更加有力地对抗英国工人的要求。

　　道理就是这样，即便第三世界国家的解放运动没有一个社会主义领导层——是的，即便它的领导层只想用本土资产阶级或本国资产阶级的统治代替外国的统治。

　　帝国主义国家极力要粉碎解放运动，而西方工人同样是它最大的敌人。正因为这一点，马克思才强调“当一个民族压迫其它民族时，它自身也不能自由”，列宁才寻求在先进国家的工人和第三世界被压迫国人民之间的联合，即使那里只有非社会主义的领导层。

　　这不是说社会主义者要赞成被压迫国的非社会主义者领导民族解放斗争的路线（这跟我们有必要赞成工会领袖领导的罢工差不多）。但我们首先必须讲清楚：我们支持这一斗争。否则我们会很容易滑向支持我们自己的统治阶级去对抗它所压迫的人民。

　　我们必须无条件地支持解放斗争，然后才有资格去批评它的领导路线。

　　然而，处在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里的革命社会主义者不能停在这一点上。他们必须日复一日地同其他人讨论：怎样开展民族解放斗争。

　　托洛茨基所发展的“不断革命论”对此至关重要。托洛茨基首先认识到，反压迫运动的发起者往往来自中产阶级甚或上层阶级背景。

　　社会主义者支持这样的运动，因为他们力求要移除加在社会最受压迫的阶级或群体身上的一个重负。但是我们必须同时认识到，那些来自上层或中产阶级的人无法一以贯之地领导这样的斗争。他们将害怕万一斗争不仅限于挑战外来压迫，而且挑战他们赖以生存的、剥削最大多数被压迫阶级的能力的话，一场生机勃勃的阶级斗争就会被发动起来。

　　到了一定程度，他们将会脱离自己发起的运动，而且必要的话，他们甚至会联合外国的压迫者来粉碎它。这时，如果社会主义者、工人阶级不能取得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权，斗争必将失败。

　　托洛茨基还得出一个最终结论。在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工人阶级在人口中仅占少数，通常是很小的少数。但就绝对数来说通常它仍是相当大的（例如在印度和中国就有数千万之众），它通常创造了与其人数不成比例的大量国家财富，并以压倒性的多数集中在城市里，而支配了国家的城市则极为关键。因此在革命骚动时期，工人阶级能够成为全体被压迫阶级的领导者，并夺取全国的控制权。革命会是持续②的，从民族解放的要求开始，而以社会主义的要求为终点。但只有被压迫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在一个独立的、阶级的基础上把工人组织起来——支持一般的民族解放运动，但必须始终警告道：它的中产阶级或上层阶级领导层是不可信赖的。

①　Bristol：布里斯托尔，英国西部的港口。

② 持续的（permanent），即“不断的”。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theory of permanent revolution）。

　　妇女解放有两条不同的道路——女权主义和革命社会主义。在1960和1970年代兴起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妇女运动中，女权主义的影响占主导地位。它从这样的观点出发：男人始终压迫女人，男人的生物学或心理学构造使得他们把女性看作劣等人。这引出一个见解：解放只有通过把女人跟男人分离开来才有可能——要么是寻求“解放的生活方式”的女权主义者的整体的分离（即“独立”，separation），要么是妇女委员会、妇女核心小组（women’s caucuses）或只供妇女参加的活动（women-only events）这些局部的分离。

　　支持这种局部分隔的人中间，有很多自称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但后来主张整体分离的激进女权主义思想在妇女运动中占了上风。分离主义思想每次都仅止于作为妇女庇护所之类的社会服务事业中稍为激进的一翼。

　　这一失败使得很多女权主义者转到另一个方向——接近工党。他们相信把合适的妇女放到合适的位置，比如议员（MPs）、工会官员、地方议员，将有助于所有的妇女得到平等。

　　传统的革命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是另一套相当不同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8年从事著述时就谈到，首先，对妇女的压迫不是源于男人头脑里的意识，而是源于私有财产的发展和与此伴生的阶级社会的出现。对他们来说，为妇女解放而奋斗同结束阶级社会——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是不可分离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立足于工业制度，它给人类生活带来了深刻的改变，尤其是妇女的生活。妇女回到了社会生产中，从前她们曾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而日益被排除于社会生产之外。

　　这给妇女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潜力。通过共同组织起来，妇女能够像工人那样拥有更大的独立性和能力，去为自身的权利而奋斗。这跟她们以往的生活形成强烈对照。以往她们在生产方面的主要角色是处于家庭之中，这使她们完全依附于家长——丈夫或父亲。

　　马克思和恩格斯由此得出结论，家庭的物质基础，以及女性因此所受的压迫，将不复存在。是财产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一事实阻止了妇女从中受益。使得妇女至今仍受压迫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组织方式——尤其是资本主义采用一种特殊的家庭形式以确保工人能把他们的孩子抚养成为下一代的工人。男人——以及日益增多的女性——的受薪工作对它有巨大的好处。妇女将无偿奉献她们的一生，来确保她们的男人以及长大以后的孩子适应在工厂里工作。

　　相比之下，社会主义认为社会应担负起许多沉重地压在妇女身上的家庭职能。

　　这不等于说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继承者四处鼓吹“废除家庭”。家庭的拥护者总是能够动员大量最受压迫的妇女来支持它——他们把“废除家庭”理解成准许丈夫放弃对孩子的责任。革命社会主义者则不然，他们总是试图说明：在一个更好的、社会主义的社会里，妇女将不会被迫过着像当今时代的家庭那样可怜、狭隘的生活。

　　女权主义者总是拒绝这类分析。他们远离妇女可以从中拥有力量来改变世界并结束压迫的地方——在她们有力地联合起来的工作地点——他们只把妇女当作受害者。例如，1980年代的运动从关注核武器转向了关注卖淫、强奸、对妇女的恐吓，以及家庭。也就是从妇女处于弱势的地方着手。

　　女权主义从这样的假定出发：压迫是超越阶级划分之上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让阶级社会原封不动，去提高某些妇女——即少数人——的地位。妇女运动变成由“新中产阶级”妇女来支配——新闻记者，作家，大学教师，高级白领工人。而打字员、档案管理员、机械工则被丢在一边。

　　只有在激进变革和革命高潮时期，妇女解放的问题才会变成现实，不是只为了少数人，而是涉及所有工人阶级妇女。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为妇女带来的平等，远多于这个世界上所曾听说过。离婚，堕胎，和避孕自由都可享有。抚养小孩和家务变为社会责任。开始有了公共食堂、洗衣店和托儿所，带给了妇女得以掌握自己生活的诸多选择。

　　当然，这种进步离不开革命自身的命运。饥荒、内战、工人阶级的大量牺牲，以及世界革命的失败，导致社会主义在俄国最终陷入失败。步向平等的进程发生了逆转。

　　但是早期苏联已表明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做到什么，即使在最为不利的条件下。今天，妇女解放的前景已更为有利。在英国——正如在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每五名工人当中就有两名是妇女。

　　妇女解放只能通过工人阶级的集体力量才能达到。这意味着要拒绝妇女单独组织的女权主义观点。只有当男工和女工参与到统一的革命运动中，共同行动，才能摧毁阶级社会，以及与此相伴的对妇女的压迫。

　　当前的世纪是个战争的世纪。几千万人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五千五百万人死于二战，两百万人死于印度支那战争。美苏（俄）两个核大国拥有可以摧毁人类许多次的手段。

　　对那些把现存社会视作理所当然的人，你很难向他们去解释。他们断言：人类天生的、本能的驱动力使他们喜欢大屠杀。但人类社会不是从来就听说过战争。戈登•柴尔德记述石器时代的欧洲：

　　“最早的多瑙河流域居民看起来曾经是和平的人；跟猎人的工具相比，在他们的坟墓中，战争的武器极少。村庄缺乏军事防卫。（但）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武器成了最显著的物品……”

　　战争不是由某些天生好勇斗狠者造成的。它是社会分裂为阶级的产物。五千至一万年前，当有产阶级第一次出现时，它不得不寻求保护财产的手段。它开始创立武装力量，国家，跟社会的其余部份相隔离。于是这就变成一个通过抢劫别的社会以进一步增加其财产的、颇有价值的手段。

　　社会分裂为阶级意味着战争成为人类生活中永久的现象。

　　古希腊和罗马的奴隶主统治阶级如果不频繁发动战争以获取更多奴隶的话，就无法生存。中世纪的封建地主不得不全副武装以驯服当地农奴，保护他们从其他封建地主那里掠得的战利品。当最早的资本家统治阶级出现于三、四百年前的时候，他们同样必须求助于战争。从16世纪到19世纪，他们不得不发动猛烈的战争来建立他们对残余的旧封建统治者的霸权。最为成功的资本主义国家，比如英国，就是利用战争扩充它们的财富——越洋远征，掠夺印度和爱尔兰，把千百万人当作奴隶从非洲运到美洲，把整个世界变成他们打劫的源泉。

　　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战争而建立。生活在这种社会里的人无疑会倾向于相信战争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正当的”。

　　然而资本主义不能完全建筑在战争之上。它的多数财富是通过在工厂和矿山里剥削工人而来的。任何发生在“祖国”之内的战争都会使它遭到破坏。

　　每个民族资产阶级都希望在国内保持和平，在国外发动战争。因此它一边鼓励“军人美德”的信条，一边狠狠地抨击“暴力”。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十分矛盾的方式混杂着军国主义的亢奋与和平主义的措辞。

　　在当前的世纪，军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成为该制度的核心。19世纪的资本主义生产建立在大量小公司的相互竞争上。国家是个相对而言较小的实体，负责调节它们彼此的关系，管制它们的工人。但在当前的世纪，大公司已吞并了多数的小公司，因此在每个国家里消除了大量竞争。竞争越来越成为国际性的，发生在不同国家的大公司之间。

　　没有世界资本主义政府可以控制这种竞争。相反，每个民族国家尽其所能地帮助它的资产阶级战胜它们的国外竞争者。不同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生死之争成了不同国家的生死之争，每个国家拥有自己的大批量杀伤性武器。

　　这种斗争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战和二战都是帝国主义战争，不同的资产阶级国家联盟争夺全球的统治权。冷战是这一斗争的继续，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联合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和华沙条约（the Warsaw Pact）之中彼此对抗。

　　在全球性的冲突之外，还有许多热战风行于世界的不同地方。通常它们是各资产阶级国家之间争夺特定地区的斗争，比如发生在1980年的两伊战争和1991年的海湾战争。所有主要的强国通过向第三世界国家销售最先进的军事技术而火上浇油。

　　许多人接受了资本主义的其余一切，但厌恶这一残酷的事实。他们想要资本主义但不要战争。他们设法在这个制度之内找到出路。例如，有人相信联合国可以防止战争。

　　但联合国不过是带着战争推动力的不同国家会面的竞技场。它们在这里彼此较劲，就像拳击手在比赛前彼此估量一样。如果某个国家或联盟远比另一个强大，那么双方都会看到那是一场胜负已能预知的、毫无意义的战争。但假如对战争结果有任何疑问，他们所晓得的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就是开战。

　　这对拥有核弹的两大联盟——北约和华约——也很适用。即使西方比东方集团拥有军事上的优势，但这个差距并没有大到让俄国人相信自己是处在毫无希望的劣势。所以，不管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会消灭多数人类，华盛顿和莫斯科双方都不会停止要赢得核战争的作战计划。

　　冷战随着1989年的东欧政治剧变和1991年苏联解体为联邦共和国而告终。接着出现了大量关于“新世界秩序”与“和平红利”的说法。

　　可是相反，我们目睹了一连串野蛮的战争——西方对抗前盟国伊拉克的战争，在前苏联境内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的战争，索马里和前南斯拉夫的恐怖内战。

　　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某个军事竞赛刚消除，另一个就接着发生。各地的统治阶级都知道，战争是增强它们的影响力，并以民族主义遮蔽工农眼目的一个手段。

　　你可以厌恶和害怕战争，而不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但你结束不了它。战争是社会分裂为阶级的必然产物。它的威胁从来不可能通过乞求现存统治者们讲和而告终止。只有通过坚决推翻阶级社会的运动，才能从他们手中夺下武器。

　　1970年代末出现于欧洲和北美的和平运动不理解这一点。他们为停止采用巡航导弹和潘兴导弹而战，要求单方面裁军，冻结核弹。但他们相信为和平而战可以在劳资斗争之外单独取得胜利。

　　因此他们未能动员起唯一有能力结束战争动力的力量：工人阶级。只有社会主义革命能够终止战争的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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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冷战是这一斗争的继续，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联合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和华沙条约（the Warsaw Pact）之中彼此对抗。”——作者Chris Harman把“东方集团国家”（苏东、中国等原“社会主义阵营”）当作某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来看待，即国家资本主义。传统托派则将之视为“官僚变态的工人国家”，即官僚层僭取了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权力的工人国家。

　　本书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介绍。多数读者希望能学到更多。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通过斗争来学习。投身战斗的工人能够学习得令人惊异地快。然而，这种自发的洞察力无法靠自身解释世界，而这是必需的。阅读、讨论和辩论对我们所参予的战斗来说是必要的补充。

　　兹提供以下列表作为建议。你也许想深究本书所提到的某个特殊的主题，或是对每样事情都稍加探究。不管怎样，假如你已开始去掌握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你就不要想停步。

　　标题上注以“*”号的都是小册子。我已把列表限于当时已出版的著作。每本书都可以在书店的书单中查询到，也可以通过你所在的社会主义工人党（the Socialist Workers Party）当地分部的书摊上找到。

　　（译者注：作者开列的书单，除了几本马列经典著作之外，全是我国未译介过来的书目。因此略过不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