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的革命与反革命
——第四国际第十二次世界大会决议
（1985年2月）
第一章 政治革命的兴起
第二章 为什么反革命会胜利？
第三章 波兰政治革命的经验教训
第四章 群众坚持抵抗以及它的主要意义
第五章 波兰事件在国际上的影响
第六章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
第一章 政治革命的兴起
1） 官僚化工人国家中，工人奋起反对官僚层极权统治的所有政治革命中，1980年8月至1981年12月的波兰革命，无可争辩地是最前进的。虽然我们不应该期望工人国家的每一个革命的兴起都代表上一次的革命的直线上升，但是波兰最近一次的革命却证明是沿着上升的方向前进。不但如此，它还在实际上提出了以革命来推翻官僚政权的问题。
除了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以外，在过去几次的革命中，没有一次是由工人自己制订直接地夺取经济与政治权力的任务的。从来没有像这次的革命那样，有那么多工人自觉地广泛讨论革命的策略和制订实现目标的方法。的确，他们只有在最后的几个月，在最后的几个星期，才达到这个成熟的阶段。甚至在当局宣布紧急状态的几个钟头前，团结工会全国领导机构仍未达到采纳由工人夺取政权的战略的阶段。但是，工人和群众运动的领导层，已公开承认政权的问题已经被提出来，而且发动了广泛的讨论，以找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这是波兰革命的一个独创性的特征，它不但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反映了整体的政治革命的发展过程中一个质的跃进。因此，波兰的群众运动及它的主要组织——独立的自管的团结工会——的收获远远超过了1953年东德的罢工委员会、1956年匈牙利与波兰及1968-69年捷克的工人代表会所领导的群众运动的最先进的收获。
波兰1980-81年的反官僚革命，是在一个具有下列特征的国度里展开的。其中某些特征是该国特有的，对革命的影响是无可否認的：
（A） 工业高度发展，相应地工人阶级受过良好教育。这个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和社会比重因几个工业区高度集中（有些工厂雇用几万工人）而显得更为重要。大量农业工人涌进工业，并没有如官僚所意图的使工人永远处于政治「青春期」状态——官僚希望这个过程会抵消工人的社会力量。相反地，工人阶级的力量并未被异化的社会环境所冲淡；社会反而变得更无产阶级化了，因此在挖掘官僚政权的坟墓。
（B） 波兰工人阶级有进行暴动反对官僚政权的传统和经验。1956年6月的波兹南、1970年12月的格但斯克和什切青、1976年6月的雷多姆和华沙的乌苏斯工厂，都发生工人爆炸性的抗議运动，它们使波兰工人能够：
（1） 不再相信官僚政权（或官僚层的任何流派）有能力实现工人的渴望。最初由戈慕卡和其后由盖莱克所体现的「负有使命的人」，不再对工人有影响作用了。
（2） 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相信自发运动是有局限性的，因而自我组织是必要的。
（3） 走向新的斗争方式：群众性的罢工与占领工厂。1944-45年和1956-57年的工人自我管理运动的经验，已经替工人创立了工人管理生产与工人管理工厂的传统；这个遗传下来的传统令1981年的政治革命比较容易在工厂及在国家找到工人夺取政权的道路。
（C） 官僚层的权力相对地微弱，不但要对付一个强大的、有经验的工人阶级，而且也不能全面地控制整个社会。
波兰的强迫农业集体化并没有把农民吓唬到接受官僚的枷琐。农业的主要部门还是在个体农户手中。独立农民有很大的转圜余地，可以与国家对抗。此外，天主教会的力量与影响也产生一种经常的反抗力，令官僚层不得不与它妥协，保持不稳定的但持續的平衡。在1971-80年间，尤其是1976年工人暴动以后，天主教上层便企图发展在工人阶级的基础，想由此令教会在社会的影响不致降低。在一个迅速城市化及工业化的社会，天主教的传统基础——农民——已经相对地削减了。因此在许多场合，教会集团出来保卫受压迫的工人，提出民主要求和有关劳工的立法（特别是休息的权利，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等）。这些立场帮助加强天主教教会，令教会貌似受压迫群众的盟友及支持者。天主教会的存在及力量不但表现成为在政治上及思想上与官僚层相抗衡，同时也推进多元的世界观的发展，因此多少推进了社会上的批评及独立的思想。可是，如果说在对严密社会控制打开了缺口，是有利于自主的群众运动的再生的话，则天主教上层基本上保守的态度，却会阻止革命的进程。
（D） 官僚层与某些资本主义势力的关系愈来愈密切。在70年代，波兰经济在财政与技术方面愈来愈依靠帝国主义国家。这使一部份官僚层与外国的垄断资本建立密切的连系，而且被外国垄断资本腐化了。同时，官僚层中另一部份人与本国一些因投机而积累了大量商业资本的中等资产阶级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官僚层也鼓励农业方面的资本主义发展，而且与这一部份建立密切的关系。官僚层成功地取得将它的一些特权合法地遗传给后代的权利（譬如，在1972年，「在党、国负责领导工作的人」可以把国家保证给他们的资源与养老金的权利传给第三代）。它愈来愈被资产阶级社会的价值所迷惑，并宣传赞扬消费社会的典型。但事实证明，这典型并没有作为一个长久的现实，反而增加了社会上对它失望的怨言。
（E） 波兰经济危机的严重性，在官僚化工人国家是史无前例的，最显著的例子是1979-81年全国总生产减少四分之一。这危机的根源是社会及政治的。盖莱克集团所犯的技术性错误只是次要因素。这危机是官僚管理经济的制度所产生的。一方面，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已经不断地扩大，而且大型的生产资料已经成为国家的财产。但是，在另一方面，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却对生产資料与社会剩余拥有专权，而且可以依靠个人、集团或阶层的利益处理这些物资。官僚特权来自其职位，机构的每一官员都自觉到，失去这些职位便失去特权。只有建立一个有利的力量关系——各机构官僚的联盟——才能保证职位上的稳定。由此便引起各集团官僚间的竞争。
为了保持他们自己成员的特权，这些官僚集团必须不断地巩固势力，并消除其它竞争者。这些集团为了能够扩大其控制的部门职位，便寻求在其控制的范围内将投资扩充至最大限度。这种社会现象损害及扭曲国家的计划，官僚间的拉拢疏通，使得计划本身成为籌码。这现象是目前所有被官僚统治的社会的趋向，而在波兰，它的程度更甚。首先主要是因为盖莱克领导层的弱点。1971年以来，它要对付工人阶级，向它的压力让步（1971年2月罗兹罢工后，取消物价上升，实行物价冻结）。同时1971-75计划直至1973年才肯定地通过，因而大大削弱官僚中央对经济的控制。不同官僚集团因此能够强行推进他们自己的投资计划，从「天赐」般的西方贷款收到利益，巩固自己的地位，防范恢复以前的状态。因此，计划越来越形式化，各部门企业及工业组织间的非法协议，封盖了经济计划发挥调节作用时出现的间隙。由于制度的庞大浪费造成物资极度缺乏，而要取得西方贷款也越加困难，由此推动了压力集团的发展。企业要依靠计划来得到物资供应，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愈来愈困难了。波兰因这些压力集团所作的疯狂投资，导致国民收入中的消费部份日益减缩，同时积累部份增加。在工人阶级要求下实行的物价冻结，引致消费品更加缺乏，导致生产率降低，工人阶级不满增加。贷款的偿付（主要是1972-74年借贷的）以及寻找新贷款的困难（至少部份与西方国家经济危机有关），导致要减少进口货物，这就增加了主要材料、货品及零件的短缺，造成工业出产减少。由此，倒退的螺线便开始了。盖莱克政权企图用降低工人生活水平的办法来解决这危局，但他并没有力量。
（F） 自从1976年的反抗运动发生以后，官僚层被迫局部地容忍反对派团体在工人阶级中活动。这些团体在准备1980年8月的运动时起了重要的作用。
为支1976年罢工后被官僚镇压的受害者而创建的「工人自卫委员会」，能够不断发展保卫民主权利的行动，特别是罢工和组织的权利。从1976到1980年，工人自卫委员会的行动象征了統一及独立的反对官僚政权镇压的行动。工人自卫委员会推进了广泛的政治觉醒，发展了「社会」自主的动员行动及必需的观念——尤其是社会上最受压迫及积极的组成分子——工人阶级。由于坚持自管的作用与建立社会自卫组织及自由工会的需要性，工人自卫委员会，虽然人数很少，但已获得工人阶级广大的回应。它在帮助地下工会及工人报刊的发展上发挥下列作用：
（1） 将1976-80期间多方面的工人斗争转变为新的先锋队的共同经验；
（2） 提供公开讨论反官僚斗争策略及战略，扩大争取眼前要求的斗争至社会运动的组织、自治和民主的展望。
最出名的反对团体是工人自卫委员会，除此以外，还有《工人》、《海岸工人》等地下工人报刊。这些反对团体在1980年8月之前的斗争中起了基本的作用，打破了战斗工人的孤立状态，鼓励交换经验，帮助发展纲领要求及争取人们对自由工会的要求的广泛支持。它们经常组织保卫受迫害的工人的行动（通常是很成功的），这就大大地促进了波兰工人运动的再生。最后《工人报》及《工人权利宪章》阐释的第一份工人行动纲领，虽然有它的局限性，但对于广大工人阶级前锋的政治化及統一却起了很大的作用。
然后，1980年8月工人斗争胜利后——这斗争超越了反对团体所定的战略范围——不久反对团体解除了武裝并倒退在群众运动的后面了。1980年8月以后，从工人自卫委员会与其它反对派组织发展出来的团体，不再扮演以往《工人报》与工人自卫委员会的先锋作用了。相反地，从工人自卫委员会及《工人报》出来的战士所鼓吹的「革命自限战略」——团结工会領袖及专家们也鼓吹这战略——经常成为运动的制动器，对运动的失败要负上重大责任。
2） 波兰革命跟过去几次东欧的政治革命的开端有质的不同，它具有以下特点：
（1） 这是一个非常广大的群众运动。将近二百万工人直接參加1980年7-8月的罢工浪潮。一千万以上的工人——那就是波兰的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积极地参加1981年3月的罢工的准备工作。这个罢工在最后一分钟取消。除此以外，大多数的青年学生参加了1981年秋天的学潮。在农民中间也产生重大的群众动员，虽然它的人数比罢工工人人数少得多，而且它在地区与时间上比较分散。
（2） 虽然革命的浪潮不可避免地有所波动，但是革命的浪潮延续了很长时间。官僚政权只在革命的第十八个月才决定用武力来进行反革命的军事镇压。革命在1981年12月13日没有被击败，也未撤退。群众运动反而在几个星期前进入了急速激进化的新阶段，整个国家直接处于革命的政治危机的阵痛之中。军事镇压以后那几天的情况证明，群众运动的革命潜力并没有耗尽。虽然团结工会的组织与领导机构被强大的镇压行动摧毁，但是工人抵抗军事独裁的行动差不多达到总罢工的地步。在许多工厂，特别是在矿山，警察与军队要用暴力才能破坏罢工。
（3） 在群众运动的社会构成方面，工人阶级占支配地位。工人阶级不但是波兰革命的主要推动力，也是它的指挥力量。这是所有参加革命的其它力量所承认的、无可否認的事实。这些其它的革命力量，包括造反的学生，民主的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农民中的积极层份。高度集中的工业区是群众运动的中心，而大工厂则是革命的堡垒。这些地区定出了斗争的形式、群众的要求、组织的形式、以及工人动员的进度，因此他们就在开展中的革命上盖上了工人阶级的印章。运动的所有非工人阶级部份，都知道他们的斗争能否成功，完全要靠大工厂的支持。
（4） 即使群众运动的力量来自运动的自发倾向。群众运动还是有独特的组织。工资工人的组织水平最高：在一千三百万工人中，九百四十万工人是团结工会的会员。组织最好的是重工业的生产工人。在其它社会层份，组织的水平就不怎么高。只有少数的农民与学生青年组织了农会和学生会，虽然学生在某些场合也有很大的组织能力，譬如在占领学校的罢课中所表现的。
（5） 群众运动是独立于国家或者党的官僚层的，而且毫不妥协地保护它自己的独立性。这个立场的证据，就是团结工会坚决反对官僚层利用法庭来干涉工会围绕会章的争论。工人阶级的高度的独立性，在1980年8月的罢工中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了。工人不再像过去那样，大批地离開工厂到波共的省党部前面集会。他们死守着占领了的工厂，因此逼使官僚政权的代表要跑到他们的阵地上和他们谈判。这个独立性，在以后组织独立的工会——这是工人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要求——的时候，就被确定了。群众运动在好几个月中真的还对与官僚层谈判的可能性具有幻想，真的以为官僚层还有可能在承认工人阶级及整个社会所争到的民主权利的基础上与它们妥协。群众运动之中也有人以为官僚层中某些人物和某些派系是怀有好意的。但是工人拒絕把运动隶属于官僚机构的某一部门，而且也拒绝承认这种官僚机构有什么合法的地位。
3） 革命兴起的过程中，产生了各种斗争和组织的形式，使工人更接近夺取政权。第一种组织的形式是工人的自管运动，它在工厂中的具体形式是工人会议。这些工人会议首先在地区层面，然后在全国层面集中起来。团结工会在监督日用必需品的分配与配给制度方面所作的试验，对工人管制经济方面有很大的推动，虽然这个试验只限于一个地区。群众运动要求对全国议会、省议会及市会议进行自由选举，同時与这些要求相应的是人民自管形式的出現，大大地加剧了群众运动对官僚层的挑战。在12月13日的前几天，所有这些运动与积极罢工的准备工作交缠在一起。工人阶级就是要从这个角度向官僚层的权力挑战，首先要向它的经济权力挑战。
波兰经验新的程度在质量上与以前东欧国家经验比较，无论在范围、持续时间或者阶级独立的深度方面，最后都总结在它在纲领性平面上提出的自管制度，——自管作为双重政权及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胚胎。
过去1956年波兰政治革命主要的胜利成果是工人的工厂会议的建立；官僚首先是要解除这些会议的武裝，最后便将它们废除。为此他们在1958年强行用「工人自管法」去代替工人会议对生产的管理，在形式上设立一个「合作管理」机构，称为「工人自我管理大会」，但无论如何，波兰工人阶级不讓他们对自管的渴望被官僚压下去。
团结工会建立之时，取名「独立自管工会」，就是证明群众要独立于国家的愿意，并在自管的原这些下由工人组织自己的愿意。当达到第一阶段的斗争时，即独立工会建立时，群众运动的动力便导致与官僚独裁在两个主要日常方面的对抗：一方面是生产及分配的无政府状态；另方面是国家委派的厂长享有的全权。面对这问题，团结工会自发地首先采取的措施，——便是否認「工人自管大会」的合法性，并且抵制它，继而要求真正的工人自管，并开始建立类似于1956年的工人会议。
1981年1月以后，工人会议首次在工厂中成立，开始執行工人对生产的控制，并为争取工人的自管而斗争。在这斗争中提出的第一个口号，就是权力归于工厂工人。许多企业对厂长任命纠纷的事件也有增加。团结工会要求厂长的任命不再是基于党的提名而由国家来做，而应只由工人会议根据公开考试独立地提名。许多企业的厂长经理因而被开除或被迫辞职，而由工人会议组织厂长职位的考试。
工人会议或是由团结工会成立的临时委员会，控制工厂的管理工作、工资状况、工作条件，甚至制订组织企业、寻找企业间的合作、选择投资方案和生产计划等，以能符合满足社会所需的准则。
官僚企图以缩减性的方向去限制自管运动，以收复失地。对于官僚层的一部份（改良主义技术层份）来说，自管只能注定是有生产工人参加的合管，这样能够保证经济的改造计划得以推行而且改良限制团结工会的作用。这是独立工会合法存在时期的乌托邦理想，但这计划在12月13日以后并未被完全放弃。此外，工会本身也存有另外一个对于自管的狭隘观念
1981年春天主要企业网的建立，证明自管的要求与实行已广泛传开，第一步迈向各地之间的协调，并指向双重政权扩伸的动力。
大企业网是团结工会内的压力集团，它将发展自管架构的必需性问题提出来在团结工会内作战略性辩论。但它的方案却围绕一个改良方案提出，这方案构成团结工会与官僚政权新的妥协的基础，因而不可能对扩大自管架构引带的问题有所解答。
与这企业网联系的经济专家对一个符合「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改革感兴趣，他们支持自管运动只是要这运动施加压力于中央官僚，迫使后者在这种改革方向上作出某些让步。
同时，他们反对工人会议朝向集中化的趋向，因为这是与「市场社会主义」计划相矛盾的。他们也反对自管运动的激进化，因为这违反了他们与官僚妥协的愿意。这些经济专家的干涉，以及他们在会场的走廊上对团结工会及工业网的领导施加的压力，使得自管斗争的集中化及激进化进展缓慢，也使得群众运动对权力问题的立场，进展缓慢。
「庐布连集团」在7月成立，就是对这些困难作出反响。这集团坚持各地区性工人会议通过永久的机构互相协调，而且必须为首次全国工人会议代表大会准备条件，并在国有化经济的部门建立一个整体的工人自管系统。这集团认为需要「阐述及提供一个指挥计划给工人自管机构，策划短期内的活动」，并进一步作详细的发挥。
最后，在1981年秋天的高潮阶段，团结工会的纲领提出一个「自管共和国」的前景作为波兰工人斗争的总目标。同时，对自管实际经验的需要正在增长。在社会贫穷的条件下，由团结工会组织的「冬季突击队」负起粮食供应责任的观念已经形成。此外，罗兹及某些地区的团结工会和工人会议，将积极罢工作为扩張及实践企业自管的手段的观念已变成真正的展望了。庐布连集团积极地支持这观念。由于「建立全国自管联盟委员会」的产生，工人自管运动的协调及民主集中化也有进展；这委员会由地区工人会议协调委员会产生，它们在全国二十多个地区存在。
因此，在危机的每一阶段，工人自管作为行动的手段也作为总目的，显示了它对于整个阶级而言的过渡的及統一的性质，即使某些层份与最先进的分子比较起来仍是落后的。
第二章 为什么反革命会胜利？
4） 对群众运动的兴起以及工人在政治上的激进化，官僚层的回应就是12月13日的镇压。官僚层在那天发动政治反革命的目的，是要支撑将要倒台的官僚层政权，保持这个寄生阶层的特权。它要使用军队及建立军事独裁，反映了中央行政机构瘫痪的程度以及波兰共产党危机的深度，因为建立军事独裁的做法在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是史无前例的。党已经被敌对派系的严重内部斗争和二百多万党员（大多数是工人）的脱党所震撼，因此已经没有能力发挥它的「领导作用」了。只有镇压的机构——警察及军队——还有能力重新建立官僚的统治。这就是它不得不使用坦克和枪炮的理由。逮捕与关禁几千几万人、禁止国内旅行、切断通讯网、宵禁、大批地解雇工人、以及种种其它威吓的方法，都是斩割工会、强使包含一千万人的社会运动沉默的必要手段。波兰无产阶级被挫败的程度，可以见于工人阶级在十八个月的猛烈斗争从官僚层手里辛苦争取到的民主的工会权利的丧失上。一夜之间，无产阶级被剥夺了罢工的权利。工作周被野蛮地延长，主要的生产企业转为军事化，团结工会和学生与农民的组织被禁制，所有的言论自由被废除，所有这些很清晰地显示，统治集团决意要把群众运动镇压到底。
工人可以自由地组织自己的工会的权利，无疑是比起过去所有在匈牙利、捷克及波兰本身的革命运动进展的最重大的政治成果。这个权利被废除，中止了双重政权工作的发展。因此，它突然地阻压了工人阶级表现它的自管能力的革命过程。
从这方面看来，12月13日对波兰工人阶级的打击的严重性是不可低估的，因为那最后几个月时局势的革命性已经非常清楚。这实在是政治反革命的开始——它的目的，就是要在仍有时间的关头击垮群众运动。
（5） 1980年8月31日所订定的格但斯克协议，承认工人有权建立自己的群众性的独立组织。这个协议代表波兰工人的一个重大胜利。但是这个协议也代表一个妥协，因为官僚层的权力虽被削减，但未被推翻。官僚还使这个协议正式承認他们独霸政权的权利，因为协议上有一项条文说，将成立的工会承认「党在国家中的领导作用」。
但是，当官僚层证明无法满足工人阶级的社会需要，甚至无法按照过去的水平生产的时候，这种形式的正式承认并不能够保证官僚层继续控制政权。工人很快提出罢免不称职官僚的要求，令这些官员有「失业」的可能，换句话说，有失去地位与特权的可能。而且，抵抗运动已经蔓延到社会的各个层份。工厂中关于经济与社会问题的冲突正在增加，工人会议不但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而且在地区的以及在全国的基础上联成协调的团体。这些发展有把分散的斗争联结在一起而专门对付中央政权的趋势。在摇摇欲坠的官僚政权与崛起的工人权力之间，一场生死斗争已经展开。双方的交锋已无可避免。
（6） 格但斯克协议不但没有引进一段稳定与和平共存的时期，反而导致局部的和地区性的冲突增加。工会的温和派，由于得到大多数的专家和天主教高层的有力支持，打算把运动引导到安全的孔道去，以阻止正面的对抗。在开头几个月，团结工会显然受这一派的影响。但是在一个生产手段国有化的社会里，所有经济问题马上带有政治性。工人所提出的所有要求马上牵涉到生产的重組、计划的修改、经济的改革等等问题。所提出来的问题是：谁管理经济？为谁的利益来管理经济？由谁来统治？由工人阶级还是官僚层来统治？
温和派看见没有办法把工会局限于物质要求方面，就提出革命「自我限制」的战略。支持这条战略的人认为可以用渐进的方法来使波兰官僚层一步一步让步。这个逐步推进的方法切莫超过某种限度，特别是切莫向这个国家所处的「地缘政治的环境」挑战，这样才可阻止苏联的军事干涉。他们认为，正面冲突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官僚层，不是来自波兰官僚层，因为后者是分裂的、微弱的。保证苏联的利益，容忍官僚在波兰的有名无实的权力，就会使波兰避免正面的冲突。这个判断低估了波兰官僚层作为一个对手的能力，也低估了它要拼命保护自己的利益的决心。这一点，在「自我限制」战略的支持者提出要为「国民协议」而谈判的过程中，可看得最清楚。因为官僚层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步来换取团结工会的妥协，所以它要求团结工会完全隶属于它能完全控制的团体。它之要用尽方法来保障特权的决心，可以从12月13日的镇压清楚看到。这个军事镇压却使那些以为军事干涉来自苏联的人们，不但惊愕而且思想混乱。
除了希望避免正面冲突的幻想之外，团结工会之中还有另一个幻想。这个幻想的根源是十八个月斗争的历史，因为在这十八个月的斗争中，工会虽然常常犹豫不决，但是总有办法从官僚层争到新的让步。许多积极分子就认为运动可以继续不断地寄托在它自己的胜利上，认为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以及运动本身的力量——一千万工人准备以总罢工来保卫他们的工会——足够使政府退让。
（7） 这几个幻想使运动没有好好准备正面的冲突。事实上，主张工人控制生产与分配的革命派，不但首先提出积极罢工的观念，以及了解协调工人会议之间的活動的重要性，而且还清楚看出创造一个更有利的力量关系的必要。但是，他们来不及成立全国性的组织。他们在团结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选出的领导层中也没有几个发言人。
团结工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确定自管国家的目标——这观念还存有许多弱点和缺点，这是群众运动不可避免的——亦即一个基于生产手段社会化、计划经济及政治多元性的民主工人国家。
但由于没有革命战士重要的参与和切实的干预，因此全体会议没有清楚地提出这样一个共和国家怎样去建立的。会议也没有提出或讨论政权的问题，又或是强调走向夺取政权的战略性及策略性道路的问题。因此大会选出的全国领导层对这问题各持不同的见解，而且也只能部份地、不完全地代表一个月后在基层出現的有关这个问题的进展。
这就是为什么在1981年秋天的那几个决定性的星期中，团结工会对它所要追求的目标，没有一致的看法，也缺乏实践这个目标的方法。因为它对于敵人没有正确的评价，所以工会的领导层不能及时地订定一个战略来代替「自我限制」的战略。全国委员会所作的决定，常常是互相矛盾的，不能執行的。面对着政权的问题以及下层分子渐增的激进化，领导层犹豫不决、把握不定。在反革命的前夜所召开的全国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上，困扰组织的矛盾很显著。一方面有罗兹、克拉科夫与华沙的领导层所制订的反映革命观念的政纲，另方面则有华里沙的踌躇不前和鲁莱夫斯基的举行自由选举的建议。这个建议并没有考虑到需要采取主动来与官僚层对抗。这就是为什么政府能够瘫痪群众运动，而它自己不受总罢工所瘫痪。在革命中，就跟在反革命中一样，那一边先采取主动，就占很大的优势，因为它能够集中力量来对付对方的分散的抵抗。
（8） 12月13日的挫拆并不是一个必然的结局。一方面，官僚层所能调遣的军队并不可靠。广大的兵士还没有准备让自己卷入内战中，同时他们也没有准备走到工人那边去。兵士与工人之间的友善关系需要工人运动在很早以前就准备。工人运动在这方面的活动，应该包括为兵士的权益而斗争，支持兵士有组织不受军事当局控制的独立团体的权利，保卫在军事机构内受压迫的人们，以及建立工会与军营之间的组织的联系。由于团结工会的领导层对波兰军队存有幻想，认为它是反对苏联敵人的一个自然的盟友，所以除了很少的例外情形外，他们没有采取以上所说的任务。除此以外，还必须着重指出，要使兵士走到工人一边，必定要使兵士相信，目前的斗争并不只是一个小小的冲突；工人决定要干到底，以他们的政权代替官僚层的政权。一个全国性的罢工，以及在罢工之中由工人控制生产，就能够创造上述条件。
虽然团结工会的一些地区性的领导层和自管运动已经在最后一段时期开始精心设计紧急状态的计划，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在1981年12月13日以前完成这个工作。
很明显地，他们的工作被团结工会领导层的温和派的保留的态度和有时强烈的反对所阻挡，因为温和派正确地看到，积极罢工的策略牵涉到政权的问题。团结工会是全国的——而且常常是某一地区的——唯一能够在1981年秋天发动和领导积极罢工的机构。工人会议还没有在所有工厂存在，又或者只刚刚设立，工人会议的地区的协调机构还没有在全国各地存在，而且只刚刚开始组织起来。「全国自治联盟」还没有在群众眼中取得完全的合法性。
当大家看出全国领导层不会在这方面采取主动的时候，某些地区决定不再延误，开始准备积极罢工。这些地区包括罗兹、西里西亚、华沙、史塔洛华、伍拉。但是因为时间不足，他们没有完成这个使命。全国性的争论只在镇压前几个小时才公开化，才在团结工会的领导人之间有力地提出来。
因为他们还不明白事情的背景，特别是当华沙的救火员训练学校在12月13日的前十天被强迫驱赶的时候，团结工会的领导层没有叫工人起来总罢工，虽然工人——至少在几个地区的工人——已经有这个准备了。这个总罢工本可使工会重新取得主动。
在1981年秋天，官僚层与社会运动都在争取有利时间；社会运动的重要层份刚开始通过积极罢工而提出政权的问题。但官僚层知道发生什么事，团结工会全国领导层，即使在政变的前夕卻一无所知。从这事实看来，社会运动没有政治及军事的手段来对抗官僚层。造成这局势的主要因素，是缺乏一个革命的组织，来作关于政权问题的宣传，来准备这个冲突。加上缺乏一个有组织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流派，在群众运动中出現积极罢工观念時宣传这觀念，并及时提出工人保卫队的建议，因而令这些流派不能在团结工会全国领导层中取得对这意见的支持。
如果当时在波兰有一个革命组织存在，它应该：
（1） 支持及宣传积极罢工的准备工作，在各地区提出游行，使得这样一个罢工很快成为全国性；
（2） 在社会运动内发展及引进鼓动，以支持士兵（包括征役及职业士兵）及警察组织工会。兵士及警察可以期待得到社会运动广泛地支持他们组织工会的权利及罢工的权利——这样一个斗争必须得到军队的支持。士兵及警察必须赢得工人支持他们的要求，例如有权选举上级，有权属于工人的工会，有权拒绝接受有伤害他们尊严和打击群众民主成果的命令。最后，革命组织应为解散那些国家特别镇压机构（摩托警察队、宪兵）以及军事法庭而斗争。
（3） 争取工人委员会的集中化和发展，并在全国范围组成代表它们的第二议院——这是走向工农议会全国会议的第一步。这样的一个议院毋需和自由选举国会的要求相对抗，因为在一个数十年来饱受官僚独裁痛苦的国家，后者是一个自发及自然的要求，虽然第二议院应行使经济全权，以取代官僚计划的机构。这些官僚机构的无效率及无能毋需再进一步指出了。
（4） 在群众运动的中心，特别是在工厂工人会议中，提出全国及地区的集中化的工人自卫队的观念。这个自卫队，除了工会的自卫外，可以保证主要交通工具及电讯为全社会服务的运转及安全，而且可以阻止官僚层中止这些服务或只限于为官僚层服务的任何企图。
（5） 发起大规模宣传运动，工人觉悟到他们的斗争性质必须是国际性的，因此他们要建立对抗官僚权力的力量关系也必須是国际性的。团结工会与许多西方国家工人组织建立连系，并向东欧工人作出呼吁，已是运动朝这方向走的第一步，但还是很不足够的。团结工会可以而且应该设立一个阐释他们目标及斗争的外语信息服务，向每一个支持者呼吁要求他们在本国散播那些信息，采取主动以求至少在其邻国（东德、捷克、苏联）传达他们斗争的消息。团结工会可以同样地在国内及国外散播有关这些国家反抗压迫斗争的消息，支持他们的斗争（特别是苏联受压迫的少数民族的斗争）。一个革命组织将不遗余力地首先促成它的斗争与和平运动在国际上客观地结合在一起——以令这客观的结合转化成一个主观上的共同体。这可以构成波兰革命施加于官僚的政治力量关系的一个重要成份。而且，这样一个革命组织将会调动所有资源去保证团结工会支持受压迫人民反帝国主义及反独裁的斗争——首先在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智利及南非；因为这立场，同样可是增强团结工会对抗官僚的力量关系对比的一个重要因素。
（6） 建议团结工会连同地区性的工人会议及「全国自管联盟」，合作制订一个迫切的经济重建计划，重新恢复生产。这样一个在全国水平上的计划，能为工人会议管理生产的行动争取到宝贵的支持。将它付诸实行——连同积极罢工的支持——将能加强工人的紧急权力及创造推翻官僚政权的主观条件。
在1981年秋天，采取上述措施的条件已经成熟。而且，群众已经准备走这条道路。所缺乏的是当时群众所承认的领导层并不知道怎样去采取这些措施，所缺乏的是革命工人运动的经验，而这样的经验只有革命的组织才可以带给群众。革命的组织不是自发地建立的，尤其是在工人运动数十年来第一次成功建立一个独立运动的形勢下；波兰革命的高潮，很特殊地持续长久，重新证明革命组织是如何必需。第四国际尽管自1956年以来已经作出努力，但对于波兰革命蠭起后这样一个革命组织（即使是胚胎组织）未能出现，也要负上责任。如果下一次波兰的革命蠭起要取得胜利，这个性质的组织必须建立起来。
第三章 波兰政治革命的经验教训
（9） 波兰1980年夏天以后的政治革命的兴起，以及1981年12月13日的反革命的鎮壓，对于存在于苏联和其它官僚化工人国家的官僚专政所统治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提供了新的经验。震动波兰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思想冲突的性质，以及整个革命的动力，与资本主义国家兴起的工人革命有质不同。斗争的焦点，不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是废除特权官僚层以「党的领导任务」的名义，对国有化财产与国家的管理的专权。波兰1980-81年的社会与政治斗争所提出的中心问题，并不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是「官僚权力还是工人权力」的问题。
经济危机的性质，以及各方面提出的解决方法的性质，与资本主义没有任何关系，虽然有人说它是「国家资本主义」。它没有商品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它只有使用价值生产不足的危机。它没有因工厂的亏蚀或倒闭而引起大量工人被解雇。它只有原料、零件、消费品的缺乏，和支付手段的相对过剩。
使用价值的生产不足，原料、零件的缺乏，独裁与不平等计划等的实行，全部只是为了官僚的利益——所有这些是整个波兰革命要推翻的。
革命提出的基本问题是「由谁统治？」将真正社会主义是什么内容的问题提了出来，因此，对于大多数波兰工人来说，反对经济强迫管制（价格上涨，贫穷……等）并不是简单地反对按「资产阶级」社会财富方式决定的不平等分配，而是反对决定政策的方式，反对权力架构中工人被迫绝对服从、接受牺牲、忍受不平等而没有决定权，也无法控制社会财富的运用状况。
分配及分享问题只是冰山的一角，中心的问题是经济决定的权力，是官僚对组织的垄断，是生产的方向和控制。
所有上面的缺陷都是经济政策的后果。这个经济政策是为了满足一个内部有很深分裂的寄生阶层的利益而设计的。这个寄生阶层因控制社会财富而起的内部斗争，反映在它的混乱无计划的决定与極端的缺乏远见上。这些缺陷的后果，就是计划已经达到如此彻底破产的地步，致使中央计划只变成一个讽刺物了。工人不但愈来愈多地要求消灭因资产阶级分配方式而起的社会不平等，而且要实行社会控制，来阻止官僚层利用这些分配方式增加它的特权、分裂工人阶级。工人大多数直觉地了解到，分配问题和政权问题有直接的连带关系，特别是和生产的组织、方向、控制的问题有直接的连带关系。
存在于官僚行政和企业工人之间这个基本的冲突可以解释工人运动及团结工会为何围绕自我管理口号，并通过自我管理议会和工人控制及权力架构，走向阶级分化。与工人利害没关的，是他们渴望在企业及全国对生产机构能直接管理。在这基础上，波兰工人对过渡的问题作出全面的反应，并同时开始付诸实行。
这种觉醒的兴起并不是直线进行的。我们不能说在革命过程中运动在各地在同一时间以同一方式作出回应。积极罢工运动明显表现了这点，但工人继续走向成熟，朝着由工人掌管生产手段及生产协调的方向。
波兰工人明显地要求在社会主义企业内享有直接权力，（经济学者李平斯基（EDWARD LIPINSKI）在团结工会大会上宣称「没有人提出将生产手段私有化」）。但也有一些经验及著作证明，有些经济部门或有些企业部份地、受管制地恢复市场规律。
在官僚政制全权控制经济及造成对经济损害的情况下，上述各种考虑，无疑将在东欧未来的革命发展中重新提出来。
虽然有这么多的压力，而且不管这些压力来自中央政权还是来自自管运动的技术专家一翼，工人都以他们自己的基本阶级态度，来对抗当局用企业与企业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竞争来解决危机的蛊惑言词。对于所谓市场经济价值这个被推崇的意见，工人提出生产者的合作来对抗。对于企业与企业间竞争的计划，工人开始提出各企业的工人会议，在民主地设计与民主地采纳的计划的基础上进行合作，来加以对抗。
他们所期望的出路，是由工人发挥团结的力量，是由工人自己接管企业的管理与企业之间的协调，是以集体的智慧来决定资源使用的优先次序，是反对常常导致事半功倍的过多的经济投资，是要提高社会的投资来改变分配上的不平等与不公正。
所有这些对计划的彻底改组的关键性价值取向，包括计划的目的、方法、组织性的结构，都很明显地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性质。这些价值取向证实了，如果反官僚政治革命成功的话，工人国家的社会、经济的基础就会巩固，而不会被削减，更不会被摧毁。
（10） 同样地，波兰政治革命的兴起，以及1981年12月13日反革命的开始，证明官僚层不是一个像资产阶级、封建贵族、奴隶主那样的阶级。官僚层不是某一生产方式的代理人。它在生产过程中没有它自己独特的根源。今天与昨天一样，它的统治对生产力的继续发展，一点贡献都没有。它在经济上没有必要的功能，在积累的过程中也没有必要的功能。因为所有这些理由，它要去否認自己的存在，把自己的功能隐藏在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功能之后，而且继续说它自己主张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它把马克思主义改头换面，利用这个变形的版本为它自己的目的服务。
当官僚层发现自己处在永远与一千万工人公开冲突的情况下的时候，它这些声称的荒谬性就变得非常明显了。从这点，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官僚层所篡夺去的管理职能可以由工人阶级来履行；官僚层不但不能保证现有社会与经济制度的再生产，而且由于官僚层本身的矛盾，它反而会破坏这个制度的基础，使这个制度的潜在力量不能按照制度的内在逻辑充分发展。在过去几次反官僚革命中，官僚层的寄生性质，没有像波兰这一次政治革命般使群众看得更明显了。
上面这一点，不但反映在官僚层与渴望工人自治的工人之间对企业管理问题所发生的猛烈争论上，甚至更清楚地反映在工人准备积极罢工的行动上。布勒哥夫斯基（STEFAN BRAFKOWSKI）1981年10月写给波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上，警告说：「企业将在罢工期间照样开工，生产与交换照样继续，只是政府没有发言权而已。」他反映了愈来愈多工人的态度。工人已经了解到，官僚层作为统治层实在是多余的。工人完全有能力不需要经过官僚层来从事经济与国家的管理。
但是，官僚层不是一个阶级这个事实，并不意味它没有自己的资源，或者，一旦无产阶级开始反对官僚层的时候，官僚层就会自动失去权力。官僚层的权力就在于以它独霸了的国家权力，来控制生产手段与社会剩余产品的使用。
此外，官僚层非常重视它自己的集体物质利益。它死命地抓住权力，甚至在遭受最坏的暂时性挫折的时候，它还会显示出孤注一掷的勇气。只要它能够继续控制权力的中心，只要它还能够准备镇压性的反击，它就能够进行声东击西的策略，它就能够暂时地退让，它甚至于能够在原則问题上作形式上的让步。
这就是为什么认为官僚层会朝着民主方向改良自己的观念，是一个幻想。说官僚层的权力可以置于社会管制之下，说官僚层会被迫接受民主地选出的工人代表来参加国家大事的决定，也是骗人的。这些观念都是自我限制战略与达致全国协议战略的内在思想，是团结工会领导层中的许多专家以及工会领导层中的多数派所提倡的。他们还认为达到全国协议是历史性的妥协。但是，团结工会的群众，由于与官僚层几次交锋的经验，却慢慢地离开了上述这些观念。事实上，官僚层本身也认为这些观念是不能采纳的。其原因倒不是思想方面，而是官僚层只有在无产阶级保持分散与被动的情况之下才能保持它的权力与特权。只要真正的工人民主有一点点实现的话，无产阶级的分散与被动的情况就不存在了。
（11） 在官僚层行使极权的过渡社会中，国家及其不同机构的镇压机器，是社会躯体上的寄生物。工人阶级在反官僚政治革命中的主要政治任务，就是破坏这些镇压的机构。工人阶级、贫农、以及社会上所有其它被官僚所压制的阶层的利益，是与这个任务符合的。在官僚专政的过渡社会中，所有这些阶层在官僚机器压迫、打垮、剥削他们这个事实之下联合起来。打碎这个机器，推翻这个机器，必然符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官僚层与资产阶级不同，它在社会经济制度中没有很深的根基。所以它要死命抓住供给它生计与独霸权的国家机构。在政治革命中，官僚层被迫使用比平常更野蛮的镇压手段来对付工人。这就导致它加国家机器。
托洛茨基把政治革命的任务定义为「用暴力推翻堕落的官僚层的政治统治」，这个定义是从以下事实而来：「这个危机没有和平的出路的，没有一个魔鬼肯自愿的斩断自己的魔爪。苏联官僚层不会不经一战而放弃权位。这个发展明显地会带动走上革命道路。」
「如果人民群众行使了强有力的压力，以及政府机构在这种情况之下必然的解体，当政者的抵抗也许会比表面上看来弱些。但是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能作假设。无论如何，只有革命的力量才能把官僚层推翻。事情往往是这样的：攻击愈勇敢，愈决断，牺牲的人就愈少。」（《被肯叛的革命》，中文版第250页，译文略有修改）
另一方面，政治革命本身不能解决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所有问题，并不能消除建立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工人国家的必要性。它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机构，不但要与无产阶级融合在一起，而且特别要在军事、司法、行政、经济方面接受无产阶级的控制。在这些方面，波兰革命提供了很有用的資料。
譬如，波兰工人在反官僚的斗争中所得到的第一次胜利，就是破坏了一个官僚层的权力机构。罢工委员会在1980年8月争到工人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这个胜利，在团结工会出现以后，斗争拆除与破坏了国家所设立的工会机构。（这个斗争没有完全破坏国家的工会机构，因为官僚层还抓有权力。）虽然官僚层的权力并没有受到全面挑战，工人自己的组织却粉碎了官僚统治的国家机器的一个机构。
以工人自治为基础的经济改革运动开始发展的时候，由官僚层操纵经济权力的国家机构受到工人很大的压力。工人要消灭这些机构。工人常常发动猛烈的斗争，反对波共根据它们自己的名单来任命工厂厂长。工人也要解散强制组织起来的企业协会与工业部。工人提出了各种不同方法来代替官僚机构，包括：工厂的工人委员会发动公开竞选工厂厂长的运动；工厂管理部门应当实践工人自治组织的决定；各企业的工人委员会自愿联合起来组成企业协会。
另一方面，波兰革命的基本弱点，就是它没有集中所有力量来消灭官僚统治的镇压机构。团结工会的确要求过，警察机构的一部份，特别是它的房屋，应该归还给社会，用来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它支持组织警察人员的独立工会。在12月13日的前几天，团结工会中的革命派要求组织工人卫队。但是，在军队之内或者在军队之外，都没有组织起消灭军队中的官僚机构的斗争。军队就是官僚层的最后一着，它是靠军队来实现政治反革命的。
（12） 在波兰革命这个反官僚政治革命中，第一次群众运动找出解决工人自治组织问题的方法。在过去所有的政治革命中，如1953年的东德革命、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1968年的捷克革命，工人阶级创造了政权和双重政权的机关（譬如工人会议，或者是要转变为工人会议的罢工委员会），但是工人阶级没有创造永久性的自我组织。这就是波兰经验优越的地方。
1980年8月的在企业之间所组织起来的罢工委员会，并没有转变为工人会议，但是却作为工会的组织委员会。绝大多数工人参加了这个工会。团结工会并不是按照职业或工业而组织起来，而是按地域而组织起来。按照工业而建立起来的工会——所谓垂直的结构——也有，但是很少。平行的结构——即按照地区建立起来的工会——远远超过垂直的结构。这种组织的方法，保证所有工人，不管那一个行业或工业，都能够团结起来。所有工厂工会结合成地区工会，所有地区工会结合成一个全国性的组织。这是团结工会的一个特点。
团结工会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内部的民主具有工会会议的许多特征。
就是因为这些特征，团结工会才成为代表大多数工人的组织。团结工会的领导机关趋向于成为另一权力中心的机关。
波兰工人能够组织一个保护他们权益、尊严、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工会来与国家对抗，并不是偶然的。他们称国家为「老板」。这反映了在如此一段历史时期中的工人情况。在这段历史时期的过渡社会中，国家、官僚层、以及官僚的变形所造成的危險，都继续存在。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官僚层控制了几乎所有剩余产物，因此替它自己的特权提供了物质基础。工人自己组织起来去反对的，自然就是这种像寄生虫一样的剥削。工人的工作被减低为仅仅要获取足以维持生计的工资。而工资常常非常底。从这个观点看来，工会的任务，就跟资本家所雇用的劳动力是商品的时候的工会的任务一样。工会斗争的目的就是要求国家老板改进工人的工作情况，解决劳动力的报酬问题。
「工厂之转变为国有，只在法律上改变工人的地位。事实上，工人还要在贫乏中生活，而且还要为一定的工资而工作一定的时间」（《被肯叛的革命》中文版，第210页）由于这个事实，「在苏联政权之下，工资劳动者并没有失去低下的奴隶身份的性质」，托洛茨基说。一般说来，虽然这些国家不再有像阶级剥削那样的剥削，但是还是有：
（a） 利用像托洛茨基所说的「剥削的形式」来榨取剩余产物。而且工人对榨取的程度及剩余产物的使用，没有决定权，也没有否决权。托洛茨基在谈到官僚专政下的过渡社会时说：「换句话说，收入的差异不但决定于个人生产量的不同，而且还决定于暗中侵吞他人劳动生产品的多少。」（《被肯叛的革命》中文版，第210页）。这些剥削形式只有在一个让工人阶级决定自己牺牲的程度和目的的全面自管制度之下，才会消失。
（b） 马克思所说的寄生的剥削。那就是说，寄生的官僚层没收了一部份社会产物作为他们的特权的基础。
此外，正是这个官僚层以它的特定的阶级的利益来决定工人的生活水平，而且常常野蛮地拒绝保证劳动力再生产的物质条件。
除了劳动力局部地保留商品性质这个事实以外，上面所说的，就是工人需要工会的理由。
严格说来，劳动力不再有商品的性质。这个主要的差别表现在较慢的工作速度，工资率不由劳工市场而由其它标准来决定。
在新的生产关系的情况下，对工人的保卫应该保持和加强，即他们有权利要求不再仅仅是雇佣劳动者。这个想法应该在工会平面反映出来：
（I） 反对任何以经济的理由赋予工厂经理重新有解雇工人的权利；企业的关闭决不应该是为了市场的自动的机能，而应该是某一地区性（地区的、区域的、全国的）主管单位的与自治组织的有关决定。所有有关的工人应该马上被其它工作单位雇用，待遇至少应该与原有待遇相等。
（II） 要求工人有权利决定全部社会剩余产品的使用。关于这方面，可以有几种选择。所以「工资」的要求不应该与其它要求分开。这点恰恰反映官僚的职能可以由工人来负担。经过争论以后，工人应该有权利决定以下事情：
（a） 如何将剩余产品分配给生产性的投资资金，那一部门应得优先分配；
（b） 那一部份作为集体的消费，那一部份作为免费的物品与服务；
（c） 那一部份依据全国的标准作为工资分配。这里，只有公众的讨论才有可能得出一致的标准（而且依据已经取得的发展的经验与程度来调整）。这种公众的讨论才会克服以下情况：
（a） 市场对收入发生影响，加深收入的不平等；而不顾及所投入的有效工作；
（b） 根据工作的「质素」而产生的收入不同，事实上，是一种没收一部份剩余产品来饲养社会特权的隐蔽形式。
除了这些以外，反官僚政治革命的主要效果，并不是在分配的领域，而是在生产的领域。打破官僚在经济方面的专权，并不仅仅是拒绝它有决定社会剩余产品的使用的权利，而且也拒绝它有决定社会剩余产品的范围与局限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整个历史时期建立战斗性以及自治的工会，牵涉到工会的参与决定工作的组织（速度、测量工作的方法等）的权利。
这并不是说，工会应该有管理经济的责任。后者属于工人自治的机构。
（13） 波兰革命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工人阶级质疑当政的官僚层所提出的社会财产的观念。波兰工人拒绝承认国有财产与社会财产是一样的东西。自治运动在7月8日在格但斯克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把工厂还给我们！」这个口号，就非常具体地表示了这个反应；正像工人提出以「社会财产」的观念来对抗国有企业的观念，或者区别开生产手段的法律上的占有权与社会的控制，也同样反映了这个质疑。
从这个立场看来，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支持波兰工人争取工人自治的斗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完全同意以下的口号：「我们要求生产手段真正社会化；那才是社会主义。」
把从资产阶级手中没收来的生产手段转变为国有财产的行动，显示是形式上的法律行动。这个行动对生产手段的社会化非常重要。但是，正因为在工人国家，国家权力可以由工人又或者可以由官僚层来实施，所以，对生产手段的控制权，可以在工人阶级的手中，又可以在国家的官僚机构的手中。财产形式的真正的社会与经济的內容，就是由这个问题来决定。
官僚层从国有化生产手段中取得利益的方式，就好像是它真正地拥有这些生产手段一样，但是它并没有负起拥有人的责任。在受官僚控制的过渡社会中，有一个很普遍的感觉，那就是，国有财产事实上并不属于任何人。上面所讲官僚层的双重性格，就是这种感觉的基本原因。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保卫工人国家中的国有财产，反对任何要复辟主要生产手段私有制的内部的或外来的威胁。但是，同时，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提倡把国有财产转变为社会财产。无疑地，生产手段完全社会化，只有在社会阶级、商品生产、国家都完全消失以后，才有可能。但是，波兰革命的经验，特别是在团结工会的领导下所发展起来的自治运动的经验，帮助我们澄清主要的生产手段的社会化是从那一点开始的这个问题。托洛茨基在对官僚极权政权的批评中，清楚地指出，生产手段的社会化，只能在国家开始消亡，即国家的功能开始被自治的社会所吸收去的时候，才能开始，才能向前发展。他说，社会财产的起点，并不是私有财产的终点，而是国有财产的终点。这观点在团结工会的群众运动中慢慢地得到大家支持。
像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的经验一样，波兰的经验虽然都用工人自治的名义，但是它的多样化的计划都显示了把工人自治简单化的危险。这个简单化的工人自治的性质，是各个工作单位管理本单位内的工作，它们之间由市场联系起来，所以，为了生产手段社会化的过程有所进展，我们要从开始就发动一个斗争，不要使工人自治运动被国家或者市场改变方向。我们认为，波兰运动对这一点的了解是不够的。
* 事实上，斯大林主义的历史经验使人们反对所有集中化与所有强制性的计划。但是，实践证明，当分散化和市场的逻辑主要地决定收入及投资的时候，指令性的计划，或者是用来加强团结的原則的社会基金，都不足以抑制社会与地域的不平等的增长。
* 市场似乎能夠保証被高度集中化的官僚计画所踐踏的自由以及某種程度的经济合理性。但是這个覌念只是个幻想而已，所以我们提出另一種合理性：建基在工人会議的政权上的工人民主。這一个合理性一日還沒有在某处被人实踐，親市场的覌念一日還是有很大的影响力。
* 工人对市场规律运转的抵抗一向很大，以后也会很大。但是他们认为能对熟悉的东西（如他们的工厂、他们的工作间）管理得比较好这个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与整体的及有协调的自治矛盾的。因此这就使某些人倒回去依赖市场、专家及其它「有能力的」经理。这样一来，当真正的分散化实践了以后几千次罢工也不能把工人阶级的团结重新建立起来。
这并非是说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原則上反对采取市场机制。我们的原則立场只是反对引进资本主义的市场。在某些范围内，非资本主义市场关系是过渡至社会主义时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坚持的是，市场关系与工人阶级的平�